对于基督徒而言，其中一项值得珍而重之的权柄，就是可以靠赖耶稣基督，在上主面前倾心吐意，叩问交托。这份沟通与心迹，也可以透过文字、音乐、视艺等不同类型的创作来表达。若一件创作得以普及，人人有机会欣赏之馀，也可以借助它们寻找心中共鸣，举心向上。放眼基督教音乐，一首诗歌若能得以传颂，背后总是有很多人善用恩赐，有很多人心被触动，有很多人主动分享，有很多人愿意支持；或在社交网络上，或在街头巿井里，或在堂会建制中。由上述元素所组成的音乐创作生态，决定了诗歌的创作是否蓬勃，也决定了众多的创作尝试又是否有机会去芜存菁，后浪推前浪。
但凡创作，总涉及一定技术门槛，不是人人能达。因此，诗歌创作者对于用家来说（无论是听的抑或唱的），所肩负的责任更为重大，需要在创作以及信仰的路上不断努力求索。另一方面，如何容让创作生态不会倒过来窒碍创作，以至不会窒碍信徒在音韵里与主亲近，堂会建制的把关者作为生态的其中一环，其实也有一定责任；对把关者所要求的，不单单是神学的准绳、礼仪的掌握、鑑赏的能力，还要敏锐于信众的心声、创作者的需要，还有上主的心怀。不是每一首诗歌都可以符合特定的礼仪和信仰教导需要，但能够在会中传颂和引起迴响的诗歌，总有其触动人心之处──或是有一句歌词能指出生活于乱世的风险，或是有一段旋律让慌乱无助的人心得着抚慰。获得广泛共鸣的诗歌所透露的集体心声，即或技巧尚见粗糙、神学略嫌不全面，上主仍会聆听。
若有更多的把关人（以至诗歌受众）愿意不断提升自己的水平，敏锐于诗歌触动人心的力量，以及诗歌背后的信仰思考，从诗歌创作生态健康的角度来看，诚属美事。而在今时今日愈见高压严苛的社会，对作品品质的追寻，以及创作空间的守护，两者的重要性只会更加无分轩轾。进一步而言，在一个人人面对以言入罪、未审先囚风险的年代，在一个新闻工作者不能为自己的言论自由状况写报告的年代，在一个战火杀戮不知何日降临的年代，在一个民间团体连「和平」、「公义」等字眼也好像要避讳的年代，怎样的诗歌会触动到信徒教牧以至一般平民百姓的心灵深处，向主呼求？而上主又会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这些问题，对于每一位有份于信仰艺术创作生态的基督徒，都应该要抚心自问。
无论时局如何变迁，诗歌的字眼怎样变换，上主存放于世人心里的永恒仍然存在（传三11），人心对怜悯与公义的渴望也不熄灭。这样，当教会要在乱世里思考诗歌创作的生态，就不止于自身定位，还涉及我们有什么可以陪伴留下来的人，引领他们到那位满有怜悯与公义的上主跟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