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基督徒而言，其中一項值得珍而重之的權柄，就是可以靠賴耶穌基督，在上主面前傾心吐意，叩問交託。這份溝通與心跡，也可以透過文字、音樂、視藝等不同類型的創作來表達。若一件創作得以普及，人人有機會欣賞之餘，也可以借助它們尋找心中共鳴，舉心向上。放眼基督教音樂，一首詩歌若能得以傳頌，背後總是有很多人善用恩賜，有很多人心被觸動，有很多人主動分享，有很多人願意支持；或在社交網絡上，或在街頭巿井裡，或在堂會建制中。由上述元素所組成的音樂創作生態，決定了詩歌的創作是否蓬勃，也決定了眾多的創作嘗試又是否有機會去蕪存菁，後浪推前浪。
但凡創作，總涉及一定技術門檻，不是人人能達。因此，詩歌創作者對於用家來說（無論是聽的抑或唱的），所肩負的責任更為重大，需要在創作以及信仰的路上不斷努力求索。另一方面，如何容讓創作生態不會倒過來窒礙創作，以至不會窒礙信徒在音韻裡與主親近，堂會建制的把關者作為生態的其中一環，其實也有一定責任；對把關者所要求的，不單單是神學的準繩、禮儀的掌握、鑑賞的能力，還要敏銳於信眾的心聲、創作者的需要，還有上主的心懷。不是每一首詩歌都可以符合特定的禮儀和信仰教導需要，但能夠在會中傳頌和引起迴響的詩歌，總有其觸動人心之處──或是有一句歌詞能指出生活於亂世的風險，或是有一段旋律讓慌亂無助的人心得著撫慰。獲得廣泛共鳴的詩歌所透露的集體心聲，即或技巧尚見粗糙、神學略嫌不全面，上主仍會聆聽。
若有更多的把關人（以至詩歌受眾）願意不斷提升自己的水平，敏銳於詩歌觸動人心的力量，以及詩歌背後的信仰思考，從詩歌創作生態健康的角度來看，誠屬美事。而在今時今日愈見高壓嚴苛的社會，對作品品質的追尋，以及創作空間的守護，兩者的重要性只會更加無分軒輊。進一步而言，在一個人人面對以言入罪、未審先囚風險的年代，在一個新聞工作者不能為自己的言論自由狀況寫報告的年代，在一個戰火殺戮不知何日降臨的年代，在一個民間團體連「和平」、「公義」等字眼也好像要避諱的年代，怎樣的詩歌會觸動到信徒教牧以至一般平民百姓的心靈深處，向主呼求？而上主又會有甚麼話要對他們說？這些問題，對於每一位有份於信仰藝術創作生態的基督徒，都應該要撫心自問。
無論時局如何變遷，詩歌的字眼怎樣變換，上主存放於世人心裡的永恆仍然存在（傳三11），人心對憐憫與公義的渴望也不熄滅。這樣，當教會要在亂世裡思考詩歌創作的生態，就不止於自身定位，還涉及我們有甚麼可以陪伴留下來的人，引領他們到那位滿有憐憫與公義的上主跟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