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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的普世教会协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下称普世教协）大会为与会者安排的行程都非常饱满，行程表上的活动什至壅塞到令人应接不暇，这事关大会的参加者有种种不同身份，包括正式代表（delegate）、顾问（advisor）、观察员（observer）、活动参加者（participant）、大会参加者（assembly participant）等等不一而足，因此根据与会者的不同身份、到访目的和权限，大会在同一时间都会预备不同的活动，以满足各样需求。而大会最重要的日程之一，是由正式代表及代表顾问（delegate advisor）审议通过各项普世教协文件和提名的代表会议（business meeting），该会议上的决议，将会影响未来八年普世教协及其会员教会的发展方向。
 
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总干事王家辉牧师与崇基学院神学院黄慧贤教授，是仅有的两位列席代表会议（business meeting）的香港代表，而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参与普世教协大会。大会结束之后，本报记者与两位进行了一场轻松的对谈，聊聊他们对普世教协大会的初印象，以及在代表会议中的切身体验与观察。
 
大会支援不足     形式主义致难深入讨论
 
尽管王家辉和黄慧贤在参加大会之前，都曾经接触什至深度参与过普世教协的其他活动和会议，但对普世教协大会的第一印象，两人都感到有些新奇。王家辉用「入了大观园」来形容自己的感受；而黄慧贤则用「平行时空」来形容大会，「好多事情（同时）发生，每个人在那里都有自己的行程，各自都在平行时空中经验不同的事情」。一边消化着四面八方涌来的信息，一边观察留意代表会议的运作方式，在学习的过程中，两位代表也注意到普世教协大会作为一个容纳数千人对话交流的臃肿平台，那些令人质疑的大而无当之处。
 
首先王家辉和黄慧贤都提到，大会对与会者的前期支援不足。黄慧贤表示虽然前期有简介会，但并没有提供太多资料可让与会者做好准备。王家辉亦有同感，「报名之后，究竟整个大会行程如何安排，有什么文件需要充分理解，一直都没有提供，直到现场才知道有（提供文件下载）的APP」。资讯提供的滞后，自然影响到大会流程，「要通过不同文件，但不可能在这个场合去逐字斟酌」。
 
虽然大会的表决实行共识制，但在实践过程中却沦为形式主义。王家辉留意到由于议题太多，表决过程中想要发言的人数也太多，为了在会期内处理完所有议题，大会将每人的发言时间从三分钟不断压缩，直至只剩下一分钟，许多意见没有机会表达，变相令文件无需大幅修改就可以正当通过；而许多代表对非切身议题也没有兴趣，「听了几个意见，有点不耐烦」，大多会选择通过。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何以大会难以带出深入讨论和改变的原因。王家辉也理解，在大会这样的组织中，很难用一些尖锐的字眼，乌克兰议题就是如此，有趣的是，王家辉所在的大会查经小组中，同时有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代表，「最初两日有小小针锋相对，其他人很难加入讨论，过一段时间，（他们索性）轮流出现」。黄慧贤在预会中也有同感，尽管普世教协有许多关注人权的工作，可是就连联合国的人权报告中都提及香港的时候，普世教协大会中，无论香港、台湾及西藏都没有受到关注，「只有台湾长老教会工作坊的PPT中有提到二〇一九，就这样演绎了香港」。
 
平台提供表达空间     联系游说乃隐藏议程
 
不过，王家辉感到普世教协大会仍有其存在的重要意义，「这个平台还是有作用，将期望降低点，就不会失望太大。以为一个大会就能解决天下纠纷，是将基督徒看得太大」。尽管无法提供解决方案，但大会能让来自各地不同的基督徒，将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与来自世界另一端的基督徒们，切身地进行分享。比如王家辉印象最深刻的一幕，就是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在大会上的致词，毫无保留正面谴责台下的俄罗斯正教会，以及当晚俄罗斯正教会的谴责回应，能「亲身参与驳火感觉很特别」。而他此后更对施泰因迈尔的背景资料产生兴趣，令他对整个事态有多层面的认识。能够第一身亲耳听到俄罗斯代表、乌克兰年轻人和教会代表，说出自己的声音，其影响力和冲击力，与仅仅透过报章媒体关注，是截然不同。
 
因此，王家辉感到大会作为一个平台的意义，是将整个基督教群体中应该关注的议题，在这几天内进行分享，可以包括不同层面，什至是被压低的声音，不同群体对这个平台也确实非常珍惜和重视。比如今年就有香港的性神学社分享性小众议题，台湾长老教会一直很积极争取这些空间，打开渠道去接触外界和国际，而中国基督教协会尽管今次很迟才决定参会并申请到签证，仍说明他们希望「争取这些空间，将中国的教会和情况从他们口中讲出来」。而至于香港，王家辉表示虽然是在夹缝中、对比整个普世教协会员教会代表性很低，「多少有可以表达的机会，都是难得的」。
 
黄慧贤则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大会的作用。她认为代表会议某程度上是「绑手绑脚」，占据了代表的心力时间。其实在会议外的时间和空间中，不同角色的与会者，都在寻找联络机会，彼此就感兴趣的议题沟通，更进一步寻求实质合作的可能性，「这种联系游说工作和网络建立，似乎是大会活动的隐藏议程」。
 
在新冠疫情期间，大会的平台功能更显重要。王家辉表示，由于旅游限制，这几年与夥伴教会（partner church）接触减少，趁着这次来德国的机会，可以延续关系。这几年无论是中国基督教协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世界传道会总干事，包括中华基督教会本身，都有领导层的变动，中华基督教会以往循例都会与这些友好教会组织拜访认识，而借着参加大会的机会，终于能实体见面。

（Albin Hillert／WCC）

普世教协行得更前     本土合一运动应放眼世界
 
虽然九天大会，对普世教协的认知可能只是蜻蜓点水，但黄慧贤和王家辉都感受到香港普世合一运动与普世教协之间有所差别。黄慧贤认为，香港普世合一运动多从「Faith & Order」角度出发，「不同宗派和天主教有多些交流，关于政教关系的讨论，又或者是我们如何减低基督新教对天主教的误解」，虽然也有社会参与的议题，普世教协显然在这方面「行得很前」，多是和政治社会有关议题，而不同与会国家都带着自己议题和处境，希望将区域政治社会问题，提升到普世教协层面讨论。
 
王家辉则留意到，香港的合一运动及议题多以本土为中心，与普世教协的全球视野有一定分别。比如这次大会虽然在欧洲举行，俄乌议题成主线，但气候变化也是热点之一。虽然在香港讲保育和环保并不感觉很「埋身」，但听「太平洋、加勒比海的信徒分享，对他们的生存是直接威胁」。这也让王家辉反思教会一边提倡关爱世界，一边会否却最浪费资源。
 
促年轻人感受普世精神    建立友谊彼此联系
 
那么带着这九日的体悟和收获，香港本土的普世合一运动又可以如何与普世教协大会有更紧密的联结呢？王家辉看到这是一份长远的工作，是要有意识地培养一代又一代人，他认为普世教协为年轻神学生举办的GETI（Global Ecumenical Theological Institute）是一个很重要的机遇，能够让年轻人很早就认识普世教协大会。要在普世教协发挥作用「不是参加一两次就结束，在GETI中可以建立友谊，普世主义不只是因抽象的理想而走到一起，参与大会的个体不过来匆匆去匆匆，现在讲普世主义也有彼此联系友情的向度」。他亦表示，WCRC（World Communion of Reformed Churches）在二〇二五年将会在泰国清迈开会，届时不仅希望中华基督教会能建立更多外间联系，也能动员更多年轻人前去参与帮手。
 
黄慧贤认为透过普世精神，才能与外界的经验产生联系，而要培育这种普世精神，可能需要建立内部培育机制，「在参与大会的时候，我们自己会不会多点准备，多些关心讨论的议题或者将之与我们的经验找到联系」？而就当下香港的形势，她更感应学习放眼世界，从其他国家或者人民的经验中找到启示，「在普世运动找到多一些可能性？或许可以给我们带来新的理解和充权空间。我觉得教会责无旁贷，但如何去做并不容易」。而她给自己找到的空间，是在香港中文大学资助委员会支持的研究基金下，连同崇基学院神学院的学生，重寻香港普世合一运动的轨迹，并将之整理成导赏团类型的教材，让更多教会弟兄姊妹认识合一运动。
 
当选中央委员实属意外     盼将普世议题带回香港
 
而此次对谈不得不提及的，便是王家辉当选普世教协中央委员。他表示自己本并没有竞选中央委员意向，是意外在提名名单中发现自己的名字。「有一些提名委员会人士说，觉得应该在中央委员会给香港一个位置，他们认为在中台两边关系上，香港位置独特」。今次中央委员会有空馀席位，据称是因马来西亚代表无法前来参选。不过选举一向都有清晰的比例分配，王家辉印象中年轻人、信徒、妇女或者女牧者当选的机率比较高，因此一路都未曾想过自己会当选。
 
当选不过短短数周，王家辉已经参与了几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更见识内中权力争拗，但他坦言自己并不想争取权位，只希望能将一些有意义的议题带回香港。作为中央委员，除了监察普世教协是否执行大会通过的政策，也有权利将普世教协所关注的议题带回其所属的地方，而这些有待之后具体开会与商讨，才能分享。
 
而至于近期，他希望能举办一次公开分享会，集结此次参与普世教协大会的不同身份的香港人，共同分享各自的经验与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