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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的普世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下稱普世教協）大會為與會者安排的行程都非常飽滿，行程表上的活動甚至壅塞到令人應接不暇，這事關大會的參加者有種種不同身份，包括正式代表（delegate）、顧問（advisor）、觀察員（observer）、活動參加者（participant）、大會參加者（assembly participant）等等不一而足，因此根據與會者的不同身份、到訪目的和權限，大會在同一時間都會預備不同的活動，以滿足各樣需求。而大會最重要的日程之一，是由正式代表及代表顧問（delegate advisor）審議通過各項普世教協文件和提名的代表會議（business meeting），該會議上的決議，將會影響未來八年普世教協及其會員教會的發展方向。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總幹事王家輝牧師與崇基學院神學院黃慧賢教授，是僅有的兩位列席代表會議（business meeting）的香港代表，而這也是他們第一次參與普世教協大會。大會結束之後，本報記者與兩位進行了一場輕鬆的對談，聊聊他們對普世教協大會的初印象，以及在代表會議中的切身體驗與觀察。
 
大會支援不足     形式主義致難深入討論
 
儘管王家輝和黃慧賢在參加大會之前，都曾經接觸甚至深度參與過普世教協的其他活動和會議，但對普世教協大會的第一印象，兩人都感到有些新奇。王家輝用「入了大觀園」來形容自己的感受；而黃慧賢則用「平行時空」來形容大會，「好多事情（同時）發生，每個人在那裡都有自己的行程，各自都在平行時空中經驗不同的事情」。一邊消化著四面八方湧來的信息，一邊觀察留意代表會議的運作方式，在學習的過程中，兩位代表也注意到普世教協大會作為一個容納數千人對話交流的臃腫平台，那些令人質疑的大而無當之處。
 
首先王家輝和黃慧賢都提到，大會對與會者的前期支援不足。黃慧賢表示雖然前期有簡介會，但並沒有提供太多資料可讓與會者做好準備。王家輝亦有同感，「報名之後，究竟整個大會行程如何安排，有甚麼文件需要充分理解，一直都沒有提供，直到現場才知道有（提供文件下載）的APP」。資訊提供的滯後，自然影響到大會流程，「要通過不同文件，但不可能在這個場合去逐字斟酌」。
 
雖然大會的表決實行共識制，但在實踐過程中卻淪為形式主義。王家輝留意到由於議題太多，表決過程中想要發言的人數也太多，為了在會期內處理完所有議題，大會將每人的發言時間從三分鐘不斷壓縮，直至只剩下一分鐘，許多意見沒有機會表達，變相令文件無需大幅修改就可以正當通過；而許多代表對非切身議題也沒有興趣，「聽了幾個意見，有點不耐煩」，大多會選擇通過。這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何以大會難以帶出深入討論和改變的原因。王家輝也理解，在大會這樣的組織中，很難用一些尖銳的字眼，烏克蘭議題就是如此，有趣的是，王家輝所在的大會查經小組中，同時有烏克蘭和俄羅斯的代表，「最初兩日有小小針鋒相對，其他人很難加入討論，過一段時間，（他們索性）輪流出現」。黃慧賢在預會中也有同感，儘管普世教協有許多關注人權的工作，可是就連聯合國的人權報告中都提及香港的時候，普世教協大會中，無論香港、台灣及西藏都沒有受到關注，「只有台灣長老教會工作坊的PPT中有提到二〇一九，就這樣演繹了香港」。
 
平台提供表達空間     聯繫遊說乃隱藏議程
 
不過，王家輝感到普世教協大會仍有其存在的重要意義，「這個平台還是有作用，將期望降低點，就不會失望太大。以為一個大會就能解決天下糾紛，是將基督徒看得太大」。儘管無法提供解決方案，但大會能讓來自各地不同的基督徒，將他們所面臨的問題，與來自世界另一端的基督徒們，切身地進行分享。比如王家輝印象最深刻的一幕，就是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在大會上的致詞，毫無保留正面譴責台下的俄羅斯正教會，以及當晚俄羅斯正教會的譴責回應，能「親身參與駁火感覺很特別」。而他此後更對施泰因邁爾的背景資料產生興趣，令他對整個事態有多層面的認識。能夠第一身親耳聽到俄羅斯代表、烏克蘭年輕人和教會代表，說出自己的聲音，其影響力和衝擊力，與僅僅透過報章媒體關注，是截然不同。
 
因此，王家輝感到大會作為一個平台的意義，是將整個基督教群體中應該關注的議題，在這幾天內進行分享，可以包括不同層面，甚至是被壓低的聲音，不同群體對這個平台也確實非常珍惜和重視。比如今年就有香港的性神學社分享性小眾議題，台灣長老教會一直很積極爭取這些空間，打開渠道去接觸外界和國際，而中國基督教協會儘管今次很遲才決定參會並申請到簽證，仍說明他們希望「爭取這些空間，將中國的教會和情況從他們口中講出來」。而至於香港，王家輝表示雖然是在夾縫中、對比整個普世教協會員教會代表性很低，「多少有可以表達的機會，都是難得的」。
 
黃慧賢則從另一個角度看待大會的作用。她認為代表會議某程度上是「綁手綁腳」，佔據了代表的心力時間。其實在會議外的時間和空間中，不同角色的與會者，都在尋找聯絡機會，彼此就感興趣的議題溝通，更進一步尋求實質合作的可能性，「這種聯繫遊說工作和網絡建立，似乎是大會活動的隱藏議程」。
 
在新冠疫情期間，大會的平台功能更顯重要。王家輝表示，由於旅遊限制，這幾年與夥伴教會（partner church）接觸減少，趁著這次來德國的機會，可以延續關係。這幾年無論是中國基督教協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世界傳道會總幹事，包括中華基督教會本身，都有領導層的變動，中華基督教會以往循例都會與這些友好教會組織拜訪認識，而藉著參加大會的機會，終於能實體見面。

（Albin Hillert／WCC）

普世教協行得更前     本土合一運動應放眼世界
 
雖然九天大會，對普世教協的認知可能只是蜻蜓點水，但黃慧賢和王家輝都感受到香港普世合一運動與普世教協之間有所差別。黃慧賢認為，香港普世合一運動多從「Faith & Order」角度出發，「不同宗派和天主教有多些交流，關於政教關係的討論，又或者是我們如何減低基督新教對天主教的誤解」，雖然也有社會參與的議題，普世教協顯然在這方面「行得很前」，多是和政治社會有關議題，而不同與會國家都帶著自己議題和處境，希望將區域政治社會問題，提升到普世教協層面討論。
 
王家輝則留意到，香港的合一運動及議題多以本土為中心，與普世教協的全球視野有一定分別。比如這次大會雖然在歐洲舉行，俄烏議題成主線，但氣候變化也是熱點之一。雖然在香港講保育和環保並不感覺很「埋身」，但聽「太平洋、加勒比海的信徒分享，對他們的生存是直接威脅」。這也讓王家輝反思教會一邊提倡關愛世界，一邊會否卻最浪費資源。
 
促年輕人感受普世精神    建立友誼彼此聯繫
 
那麼帶著這九日的體悟和收穫，香港本土的普世合一運動又可以如何與普世教協大會有更緊密的聯結呢？王家輝看到這是一份長遠的工作，是要有意識地培養一代又一代人，他認為普世教協為年輕神學生舉辦的GETI（Global Ecumenical Theological Institute）是一個很重要的機遇，能夠讓年輕人很早就認識普世教協大會。要在普世教協發揮作用「不是參加一兩次就結束，在GETI中可以建立友誼，普世主義不只是因抽象的理想而走到一起，參與大會的個體不過來匆匆去匆匆，現在講普世主義也有彼此聯繫友情的向度」。他亦表示，WCRC（World Communion of Reformed Churches）在二〇二五年將會在泰國清邁開會，屆時不僅希望中華基督教會能建立更多外間聯繫，也能動員更多年輕人前去參與幫手。
 
黃慧賢認為透過普世精神，才能與外界的經驗產生聯繫，而要培育這種普世精神，可能需要建立內部培育機制，「在參與大會的時候，我們自己會不會多點準備，多些關心討論的議題或者將之與我們的經驗找到聯繫」？而就當下香港的形勢，她更感應學習放眼世界，從其他國家或者人民的經驗中找到啟示，「在普世運動找到多一些可能性？或許可以給我們帶來新的理解和充權空間。我覺得教會責無旁貸，但如何去做並不容易」。而她給自己找到的空間，是在香港中文大學資助委員會支持的研究基金下，連同崇基學院神學院的學生，重尋香港普世合一運動的軌跡，並將之整理成導賞團類型的教材，讓更多教會弟兄姊妹認識合一運動。
 
當選中央委員實屬意外     盼將普世議題帶回香港
 
而此次對談不得不提及的，便是王家輝當選普世教協中央委員。他表示自己本並沒有競選中央委員意向，是意外在提名名單中發現自己的名字。「有一些提名委員會人士說，覺得應該在中央委員會給香港一個位置，他們認為在中台兩邊關係上，香港位置獨特」。今次中央委員會有空餘席位，據稱是因馬來西亞代表無法前來參選。不過選舉一向都有清晰的比例分配，王家輝印象中年輕人、信徒、婦女或者女牧者當選的機率比較高，因此一路都未曾想過自己會當選。
 
當選不過短短數週，王家輝已經參與了幾次中央委員會的會議，更見識內中權力爭拗，但他坦言自己並不想爭取權位，只希望能將一些有意義的議題帶回香港。作為中央委員，除了監察普世教協是否執行大會通過的政策，也有權利將普世教協所關注的議題帶回其所屬的地方，而這些有待之後具體開會與商討，才能分享。
 
而至於近期，他希望能舉辦一次公開分享會，集結此次參與普世教協大會的不同身份的香港人，共同分享各自的經驗與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