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政府统计处最新数字，本港人口下降的趋势持续，自二○一九年高位的七百五十二万，拾级而下至今年年中的七百二十九万。以十二个月净移出人口计算，今年年中的数字超过十一万，是九七年有统计以来首次超越十万。特区政府回应时强调香港是国际城巿，人口流动一向高企。不过，由课室、办公室到教会礼堂，这一波移民潮的影响力之大，实在随处可见，香港人很容易就感受得到。
今期头版专题所触及的教牧流失现象，不全然因为今次移民潮所致，也跟大批三十多年前上位的教牧同工近年纷纷踏入退休年龄有关。当年发展蓬勃的本地教会碰上由六四事件所触发的移民潮，教会出现教牧领导空缺，不少由年轻一代补上，那些人后来成为本地教会的中流砥柱。然而同样是移民潮，今天部份堂会因为会友流失更多，故暂未有迫切需要补聘教牧同工；让人唏嘘之馀，更让人感受到香港今次移民潮的深度和广度，与过往相比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
事实上，在近期的移民个案，一个家庭三代人一同移居海外，并不罕见；个别堂会聚会规模大幅缩减近半的传言，亦时有所闻。只不过，按近年普查所见，本地教会的整体发展，原本亦趋放缓。面对本地公民自由（包括宗教自由）的萎缩阴霾，以及部份堂会的制度僵化，新世代即使攻读神学委身事主，亦总会考虑到日后的事奉生涯，到底应该置身堂会建制之中，还是步武当年保罗的「织帐棚模式」，以至在堂会以外以「斜槓」形式来委身服事近年愈见加增的「离堂会」族群。本地堂会要补聘教牧同工，难度比三十年前更大。
社会大环境的转变，并非个别信仰群体所能左右；但如何应对，还是有可以考虑的空间。纯粹从人力资源的角度而言，在没有牧人的日子，宗派总会的支援，友好堂会的互济，会内信徒的分担，总可补一时之需。然而长远而言，更要紧的是心态的调节与更新。这些年，由「无墙教会」到「movemental church」，再到「使命教会」，种种堂会新模式的讨论，总离不开动员信仰群体放眼堂会以外的需要，从而让信仰使命得以践行。今天，当社会愈趋高压严苛，当社区服侍愈需深耕细作，当需要服侍的人愈见离散于堂会以外；堂会的制度──由教牧聘用、部门分工、慈惠运作，以至对外奉献安排──有没有可以更新变化之处，使有心的信徒教牧既能取得服侍所需的资源和弹性，而原本期望制度设计本身所秉持的信仰价值也能得以承传于新世代的社群生态之中？基督新教宗派林立，各堂会的历史、制度和处境可以大相迳庭，但只要大家期望信仰群体能于今世见证基督，上述问题就仍然需要认真面对，这样新酒才有新瓶可容。
环境愈严峻，人对信仰的叩问和需要只会愈发增添，无论身处教会内外；只不过，堂会的「考绩」其实也愈难以聚会人数多寡来定夺。我们深信，上主仍然继续对一代又一代的信徒教牧发出恳诚的呼召，服侍这个世代。问题是现有堂会的领袖又可会抱着「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约三30）的心怀，思考上主会如何使现存的堂会得以更新变化，成就他在下一个世代的使命（missio De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