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政府統計處最新數字，本港人口下降的趨勢持續，自二○一九年高位的七百五十二萬，拾級而下至今年年中的七百二十九萬。以十二個月淨移出人口計算，今年年中的數字超過十一萬，是九七年有統計以來首次超越十萬。特區政府回應時強調香港是國際城巿，人口流動一向高企。不過，由課室、辦公室到教會禮堂，這一波移民潮的影響力之大，實在隨處可見，香港人很容易就感受得到。
今期頭版專題所觸及的教牧流失現象，不全然因為今次移民潮所致，也跟大批三十多年前上位的教牧同工近年紛紛踏入退休年齡有關。當年發展蓬勃的本地教會碰上由六四事件所觸發的移民潮，教會出現教牧領導空缺，不少由年輕一代補上，那些人後來成為本地教會的中流砥柱。然而同樣是移民潮，今天部份堂會因為會友流失更多，故暫未有迫切需要補聘教牧同工；讓人唏噓之餘，更讓人感受到香港今次移民潮的深度和廣度，與過往相比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
事實上，在近期的移民個案，一個家庭三代人一同移居海外，並不罕見；個別堂會聚會規模大幅縮減近半的傳言，亦時有所聞。只不過，按近年普查所見，本地教會的整體發展，原本亦趨放緩。面對本地公民自由（包括宗教自由）的萎縮陰霾，以及部份堂會的制度僵化，新世代即使攻讀神學委身事主，亦總會考慮到日後的事奉生涯，到底應該置身堂會建制之中，還是步武當年保羅的「織帳棚模式」，以至在堂會以外以「斜槓」形式來委身服事近年愈見加增的「離堂會」族群。本地堂會要補聘教牧同工，難度比三十年前更大。
社會大環境的轉變，並非個別信仰群體所能左右；但如何應對，還是有可以考慮的空間。純粹從人力資源的角度而言，在沒有牧人的日子，宗派總會的支援，友好堂會的互濟，會內信徒的分擔，總可補一時之需。然而長遠而言，更要緊的是心態的調節與更新。這些年，由「無牆教會」到「movemental church」，再到「使命教會」，種種堂會新模式的討論，總離不開動員信仰群體放眼堂會以外的需要，從而讓信仰使命得以踐行。今天，當社會愈趨高壓嚴苛，當社區服侍愈需深耕細作，當需要服侍的人愈見離散於堂會以外；堂會的制度──由教牧聘用、部門分工、慈惠運作，以至對外奉獻安排──有沒有可以更新變化之處，使有心的信徒教牧既能取得服侍所需的資源和彈性，而原本期望制度設計本身所秉持的信仰價值也能得以承傳於新世代的社群生態之中？基督新教宗派林立，各堂會的歷史、制度和處境可以大相逕庭，但只要大家期望信仰群體能於今世見證基督，上述問題就仍然需要認真面對，這樣新酒才有新瓶可容。
環境愈嚴峻，人對信仰的叩問和需要只會愈發增添，無論身處教會內外；只不過，堂會的「考績」其實也愈難以聚會人數多寡來定奪。我們深信，上主仍然繼續對一代又一代的信徒教牧發出懇誠的呼召，服侍這個世代。問題是現有堂會的領袖又可會抱著「他必興旺，我必衰微」（約三30）的心懷，思考上主會如何使現存的堂會得以更新變化，成就祂在下一個世代的使命（missio De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