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近年香港教会界因着各种原因，正面临所谓的「交接潮」。不过，交接什或按牧不断的潮流不禁叫人怀疑：在沧海桑田之下，这些刚刚履新的领袖（部份更是急急上位）能否应付？这类疑惑难免导向两种极端反应：或全力拥戴新领袖，希望他们继续成为群体的「明灯」；或对新领袖不抱任何期望，认为「大台文化」在这个时代已是明日黄花。然而，难道大时代下教会领袖的交接只是当下香港独有的处境吗？悠长的教会历史中，真的没有丝毫值得我们学习或借鉴的例子，以致我们只能凭直觉胡思乱想？
十六世纪的瑞士：战火与疫病不断
论到瑞士，很多人会联想到世外桃园，但在十六世纪中叶绝非如此。当时毗邻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兰西王国的旧瑞士邦联（Old Swiss Confederacy）根本难以避免宗教改革带来的政治和神学角力。以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为首的改教运动与思想完全超乎了他原先的动机和想像，其中一个受其影响的是瑞士牧师慈运理（Huldrych Zwingli, 1484-1531）──他于一五一九年公开支持路德1──为瑞士的宗教改革建立了重要的基础，但同时也因此成为分裂邦联什至宗教内战2的端倪，3他本人最后亦在一五三一年十月战死沙场。苏黎世因此被迫与天主教阵营谈和，需要付出巨额的战争赔偿，4整个瑞士的新教阵营士气低落也是自然而然。5最后，苏黎世的新教群体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找上廿七岁的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 1504-1575）成为慈运理之继任者。
布林格是神父的儿子，后来转信新教。一五二三年首次与慈运理会面后，两人成为了朋友。他在一五六二年撰写的《第二海尔维信仰告白》（the Second Helvetic Confession），当时受到绝大部份瑞士教会的认可，后来更对改革宗教会带来深远影响。这份告白问世的同期，瑞士另一端的日内瓦又有教会需要交接。
与慈运理不同，百病缠身的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并不是突然离世，可说他的交接事宜更为有迹可寻。一五六四年四月廿八日，加尔文知道自己大限将至，就召集所有领袖到自己的房间，在众人面前确立同是法国人的伯撒（Theodore Beza, 1519-1605）为继任者。加尔文生前持续留意伯撒，不单在于后者的学养，也因为他们有深厚的友谊。另一方面，加尔文也注意到对方同样心系法国新教群体的发展与福祉。伯撒不单代表法国新教徒与天主教辩论并尝试和解，又在宗教战争中作出各种外交的努力，6因此备受加尔文的肯定。
继任者的责任不在「守业」，因为此非上帝看重
为何要说起布林格和伯撒？因为他们都是在疫病横行、政局动盪、信仰群体危在旦夕的时代接手教会领袖的工作。论疫病，伯撒一上任就碰到日内瓦爆发疫症，而布林格的妻子与几位女儿则死于疫病；论政局，天主教阵营的各种（包括军事）压力从无消失；论教会危机，二人都要不断与各方进行神学思辩。他们履任的过程也象征着两种交接可能：伯撒是其前任谨慎及公开认受的决定；布林格是在没有遗嘱下进行的所谓交接（据说慈运理生前曾提过他可能是继任者）。7话虽如此，这些「不同」无损二人对后世教会的影响。布林格履任后，随即透过宣讲和出版逐渐巩固教会──其着作什至广传至荷兰和英国。8伯撒则立刻着手处理教会体制问题，在加尔文离世死后第一次举行的牧师团会议便扬言最高领袖的位份不应「永续」，以免教会受到野心家的伤害，建议每年选举决定。9另外，伯撒在世时绝大部分时间都能和日内瓦市议会（世俗权威）保持良好的合作和互信关系，并致力于法国的宗教改革事工，包括于一五七一年确认了非常重要的《法国信仰告白》（French Confession of Faith）10。
可见，无论交接是否仓促、前任是否预备充足，关键还是在于继任者的质素。即使加尔文交接给伯撒的时间远较慈运理充裕，伯撒面对的是较瑞士内战挑战更大、时间更长的法国宗教战争（French Wars of Religion, 1562-1598）。二人带领教会所应对的时代一点也不简单，以「举步维艰」形容绝不夸张。但事后看来，他们都相当称职。
诚然，就连他们的结局也值得今日教会深刻反思。布林格虽然在当时声名显赫，到后世却几近被遗忘。11至于伯撒，随着市议会争取到更大权力，日内瓦教会在他死后就开始积弱。正如上文提到布林格为新教教会留下重要的神学遗产，伯撒在加尔文死后四十多年也带领了其他领袖在日内瓦训练出大批有质素的学生，使改革宗信仰在欧洲遍地开花，什至影响了后来的美国以至全球。12纵观整个教会历史，我们会发现上帝看教会从来都是一体的，而不只是某个地方的信仰群体。是以，我们同样要以持平的态度看待眼前的转变（若无其事或夸大恐慌都不适宜），更重要是不能只关注新领袖是否能带领堂会／机构继续向前，什或以「成功神学」来定义「向前」就是维持表面风光。地方教会的衰落，不代表整体教会的败亡──因为基督才是教会的头，是教会存在的基础。因此，既然堂会机构不是领袖的「事业」或信徒的「山寨」，我们亦毋须在新领袖身上加诸「守业」的压力。他们是否忠心，才是衡量他们的事奉的准则。
（此文原载于香港教会更新运动第81期《使命与领导》，2022年7-9月）
1. Bruce Gordon, Zwingli: God’s Armed Prophet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2021), p.96.
2. 第一次及第二次卡佩尔战争（Kappel, 1529 & 1531）。
3. Clive H. Church & Randolph C. Head, A Concise History of Switzer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2013), pp.131-133.
4. Kevin McGrane, "Heinrich Bullinger (1504–75):Forgotten Reformer" (2006), in Academia.edu.
https://www.academia.edu/37811884/Heinrich_Bullinger_1504_75_Forgotten_Reformer
5. David C. Steinmetz, Reformers in the Wings: From Geiler von Kaysersberg to Theodore Bez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01), 2nd. edition, p.93.
6. Shawn D. Wright, Theodore Beza: The Man and the Myth (Fearn: Christian Focus, 2015), pp.28-29.
7. Endre Zsindely, "Heinrich BuUingers Berufungen im Jahre 1531", in Band XII, Heft 9 (1968), p.669, ref 9: Die ausführliche Behandlung der Frage siehe bei Blanke (S.152-153) und Emil Egli, Ist Bullinger von Zwingli als Nachfolger vorgeschlagen worden? (Zwingliana 1904, Heft 2, S.443-444).
8. David C. Steinmetz, Reformers in the Wings, pp.97-98.
9. Scott M. Manetsch, Calvin's Company of Pastors: Pastoral Care and the Emerging Reformed Church, 1536-160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13), pp.63-64.
10. Eunjin Kim, "A Reformer in the Margins: Theodore Beza", in Reformer Margins.
https://reformedmargins.com/reformer-margins-theodore-beza/
11. W. Robert Godfrey, “Heinrich Bullinger: Christian Confessor”, in In Spirit & Truth, vol. 50 Issues 9 (2000).
12. 郑仰恩着，《从加尔文到今日改革宗传统：多元开展，与时俱进的信仰旅程》（台南：台湾教会公报社，2018），页263，注10：Michiel A. van den Berg, Reinder Bruinsma trans., Friends of Calvin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2009), pp. 247-248。
守护自由空间，请支持基督教《时代论坛》
可选择：📲 PayMe 或 💳 网上捐款（信用卡）或
⚡️转数快FPS +852 51100803（注明奉献，如需收据请附姓名及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