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近年香港教會界因著各種原因，正面臨所謂的「交接潮」。不過，交接甚或按牧不斷的潮流不禁叫人懷疑：在滄海桑田之下，這些剛剛履新的領袖（部份更是急急上位）能否應付？這類疑惑難免導向兩種極端反應：或全力擁戴新領袖，希望他們繼續成為群體的「明燈」；或對新領袖不抱任何期望，認為「大台文化」在這個時代已是明日黃花。然而，難道大時代下教會領袖的交接只是當下香港獨有的處境嗎？悠長的教會歷史中，真的沒有絲毫值得我們學習或借鑒的例子，以致我們只能憑直覺胡思亂想？
十六世紀的瑞士：戰火與疫病不斷
論到瑞士，很多人會聯想到世外桃園，但在十六世紀中葉絕非如此。當時毗鄰神聖羅馬帝國和法蘭西王國的舊瑞士邦聯（Old Swiss Confederacy）根本難以避免宗教改革帶來的政治和神學角力。以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為首的改教運動與思想完全超乎了他原先的動機和想像，其中一個受其影響的是瑞士牧師慈運理（Huldrych Zwingli, 1484-1531）──他於一五一九年公開支持路德1──為瑞士的宗教改革建立了重要的基礎，但同時也因此成為分裂邦聯甚至宗教內戰2的端倪，3他本人最後亦在一五三一年十月戰死沙場。蘇黎世因此被迫與天主教陣營談和，需要付出巨額的戰爭賠償，4整個瑞士的新教陣營士氣低落也是自然而然。5最後，蘇黎世的新教群體在這樣的一個時刻找上廿七歲的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 1504-1575）成為慈運理之繼任者。
布林格是神父的兒子，後來轉信新教。一五二三年首次與慈運理會面後，兩人成為了朋友。他在一五六二年撰寫的《第二海爾維信仰告白》（the Second Helvetic Confession），當時受到絕大部份瑞士教會的認可，後來更對改革宗教會帶來深遠影響。這份告白問世的同期，瑞士另一端的日內瓦又有教會需要交接。
與慈運理不同，百病纏身的加爾文（John Calvin, 1509-1564）並不是突然離世，可說他的交接事宜更為有跡可尋。一五六四年四月廿八日，加爾文知道自己大限將至，就召集所有領袖到自己的房間，在眾人面前確立同是法國人的伯撒（Theodore Beza, 1519-1605）為繼任者。加爾文生前持續留意伯撒，不單在於後者的學養，也因為他們有深厚的友誼。另一方面，加爾文也注意到對方同樣心繫法國新教群體的發展與福祉。伯撒不單代表法國新教徒與天主教辯論並嘗試和解，又在宗教戰爭中作出各種外交的努力，6因此備受加爾文的肯定。
繼任者的責任不在「守業」，因為此非上帝看重
為何要說起布林格和伯撒？因為他們都是在疫病橫行、政局動盪、信仰群體危在旦夕的時代接手教會領袖的工作。論疫病，伯撒一上任就碰到日內瓦爆發疫症，而布林格的妻子與幾位女兒則死於疫病；論政局，天主教陣營的各種（包括軍事）壓力從無消失；論教會危機，二人都要不斷與各方進行神學思辯。他們履任的過程也象徵著兩種交接可能：伯撒是其前任謹慎及公開認受的決定；布林格是在沒有遺囑下進行的所謂交接（據說慈運理生前曾提過他可能是繼任者）。7話雖如此，這些「不同」無損二人對後世教會的影響。布林格履任後，隨即透過宣講和出版逐漸鞏固教會──其著作甚至廣傳至荷蘭和英國。8伯撒則立刻著手處理教會體制問題，在加爾文離世死後第一次舉行的牧師團會議便揚言最高領袖的位份不應「永續」，以免教會受到野心家的傷害，建議每年選舉決定。9另外，伯撒在世時絕大部分時間都能和日內瓦市議會（世俗權威）保持良好的合作和互信關係，並致力於法國的宗教改革事工，包括於一五七一年確認了非常重要的《法國信仰告白》（French Confession of Faith）10。
可見，無論交接是否倉促、前任是否預備充足，關鍵還是在於繼任者的質素。即使加爾文交接給伯撒的時間遠較慈運理充裕，伯撒面對的是較瑞士內戰挑戰更大、時間更長的法國宗教戰爭（French Wars of Religion, 1562-1598）。二人帶領教會所應對的時代一點也不簡單，以「舉步維艱」形容絕不誇張。但事後看來，他們都相當稱職。
誠然，就連他們的結局也值得今日教會深刻反思。布林格雖然在當時聲名顯赫，到後世卻幾近被遺忘。11至於伯撒，隨著市議會爭取到更大權力，日內瓦教會在他死後就開始積弱。正如上文提到布林格為新教教會留下重要的神學遺產，伯撒在加爾文死後四十多年也帶領了其他領袖在日內瓦訓練出大批有質素的學生，使改革宗信仰在歐洲遍地開花，甚至影響了後來的美國以至全球。12縱觀整個教會歷史，我們會發現上帝看教會從來都是一體的，而不只是某個地方的信仰群體。是以，我們同樣要以持平的態度看待眼前的轉變（若無其事或誇大恐慌都不適宜），更重要是不能只關注新領袖是否能帶領堂會／機構繼續向前，甚或以「成功神學」來定義「向前」就是維持表面風光。地方教會的衰落，不代表整體教會的敗亡──因為基督才是教會的頭，是教會存在的基礎。因此，既然堂會機構不是領袖的「事業」或信徒的「山寨」，我們亦毋須在新領袖身上加諸「守業」的壓力。他們是否忠心，才是衡量他們的事奉的準則。
（此文原載於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第81期《使命與領導》，2022年7-9月）
1. Bruce Gordon, Zwingli: God’s Armed Prophet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2021), p.96.
2. 第一次及第二次卡佩爾戰爭（Kappel, 1529 & 1531）。
3. Clive H. Church & Randolph C. Head, A Concise History of Switzer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2013), pp.131-133.
4. Kevin McGrane, "Heinrich Bullinger (1504–75):Forgotten Reformer" (2006), in Academia.edu.
https://www.academia.edu/37811884/Heinrich_Bullinger_1504_75_Forgotten_Reformer
5. David C. Steinmetz, Reformers in the Wings: From Geiler von Kaysersberg to Theodore Bez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01), 2nd. edition, p.93.
6. Shawn D. Wright, Theodore Beza: The Man and the Myth (Fearn: Christian Focus, 2015), pp.28-29.
7. Endre Zsindely, "Heinrich BuUingers Berufungen im Jahre 1531", in Band XII, Heft 9 (1968), p.669, ref 9: Die ausführliche Behandlung der Frage siehe bei Blanke (S.152-153) und Emil Egli, Ist Bullinger von Zwingli als Nachfolger vorgeschlagen worden? (Zwingliana 1904, Heft 2, S.443-444).
8. David C. Steinmetz, Reformers in the Wings, pp.97-98.
9. Scott M. Manetsch, Calvin's Company of Pastors: Pastoral Care and the Emerging Reformed Church, 1536-160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13), pp.63-64.
10. Eunjin Kim, "A Reformer in the Margins: Theodore Beza", in Reformer Margins.
https://reformedmargins.com/reformer-margins-theodore-beza/
11. W. Robert Godfrey, “Heinrich Bullinger: Christian Confessor”, in In Spirit & Truth, vol. 50 Issues 9 (2000).
12. 鄭仰恩著，《從加爾文到今日改革宗傳統：多元開展，與時俱進的信仰旅程》（台南：台灣教會公報社，2018），頁263，註10：Michiel A. van den Berg, Reinder Bruinsma trans., Friends of Calvin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2009), pp. 247-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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