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天主教徒，亦从来没有参加过香港天主教大专联会（下称联会）的活动，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也未读大专，与那个时代的大专生并非同代人，但是，《众惺──香港天主教大专联会口述历史（1962-1980）》¹ 中的人物和历史却给我十分深刻的印象，令我对年轻人的培育工作、神职人员在年轻人中间的角色和使命、教会领袖与年轻人的关系等问题再三反思。

我没有资格评论联会工作的成败得失，不过，任何读过这本书的人均会发现，这十多个受访的前干事在联会的参与都于他们人生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联会所塑造的一代人

在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中国经历了文革和文革后初期的改革开放，香港则由难民社会步入经济上高速的发展，当时政府承认的大学只有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受访者大多数也是这两间大学的学生，都是天之骄子。至于天主教会方面，六十年代初召开了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会议中通过的文件如《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把教会由内向转变为对世界开放。同时，在拉丁美洲盛极一时的解放神学，也影响到不少亚洲的地区，包括香港。

联会的目标和方向，受着各种思潮、社会处境和需要所影响，其宗旨亦由一九六二年成立初期的「加强本港所有大专学校天主教同学的联系，共同增进学业与信德。」² 变为一九七六年的「团结同学实践基督精神。」目标则定为「一、促进本地化教会的成长，使信仰生根于人民之中。二、培养同学投身于劳苦大众的奋斗中，建造一个公义的社会。」³ 联会也先后参与了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运动、保钓运动、金禧事件、反贪污运动、油麻地艇户事件等。

联会的经验究竟对参与者有什么影响？举一九七八至七九年的国际事务秘书张耀良为例：他在金禧事件中两次因示威活动被捕，到艇户事件时又目睹警察拘捕和检控和平示威者，结果萌生进修法律的念头，后来成为大律师。⁴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我认为人生的价值观，往往可以在二十岁左右的那段时间画一条分界线，在这段时间里形成一种价值观，很大可能是往后人生的一套价值观，会伴随终身。我正是如此。

二十岁左右，由大学阶段发展至今，我的人生价值观到今天也许可以归纳为：对人与生命的尊重。假如问我，做人最高的价值是什么呢？我会认为就是人的尊严得以彰显。从事法律工作，我还是在说这点：人的尊严得以捍衞、得以彰显，这就是人的价值，而并非财富、物质享受的多少，也非社会地位丶名誉的高低，都不是；是人的尊严。」⁵

曾经担任联会神师的梁洁芬修女，认为当时天主教会并不明白这些年轻人，视他们为异类和左派，其实他们是推动教会和社会进步的动力。梁修女对联会人的评价如下：

「若没有联会这群人，是长养不到教会后来实践社会训导的投身。教会没有这一小部份人走在前面，在他人的心目中就只是中产教会，不理会社会上边缘社群的教会。……

他们当学生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看不清他们有什么出路和成就，他们一踏入社会，可能立即便跟资本主义没有两样。有时我们会问，把学生训练完之后，在学的几年间可以很进步，但这是否有用呢？这个正义和平的思想，将来可以保存到吗？

我后来再次接触以前的联会朋友，发现大家有套共同语言。譬如他们参与堂区时，做法和精神是比较无私的，不会为自己在堂区建立一个平台来抬举自己。此外，有些出来之后，原来他们的意识形态、正义和平的思想，在职场上仍然保留着，即是说，那些种子在慢慢地成长。

现在回首，我认为联会是我们『正义和平委员会』的『根』来的。没有这个根，便长不出正义和平委员会⋯⋯」⁶

联会所塑造的一代人，关怀社会、追求正义、选择与贫穷及受压迫者站在一起（option for the poor），又坐言起行，进入基层市民的群体，到工厂打工体验工人的生活，住进临屋区了解居民的苦况，为没有升学机会的年轻人办夜校教育他们等。他们通过解放神学所接触到的「行动──反思──再行动」的纲领，亦成为了他们信仰成长的方式。没有联会，这群年轻人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

梁洁芬修女（Youtube截图）

神师的角色

联会在这段时间里先后有四位神师，包括余理谦神父（Fr. James Hurley）、谭坤神父、关尚义神父（Fr. John Joseph Clancey，后离开铎职）和梁洁芬修女。他们都十分关心和支持联会的工作，给予参加联会的年轻人足够的信任与自由，为他们搭建属于他们自己的平台，陪伴他们成长。

一、搭建平台

联会成形的阶段，余理谦神父获得掌管明爱的力理得神父（Fr. Francesco Lerda）支持，把界限街134号九龙明爱中心六楼全层无条件批予联会及港九大专同学会作会所，使联会人有固定的聚会场所，什至成为了不少大专学生团体联席会议的地点，见证了多场学生和社会运动的出现。⁷

联会是学生组织，参与者得以和不同院校的同学互相连系，彼此交流，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策划具体的工作和行动，推进学生运动。

正如《众惺》所言：「会所为联会的转型与相关的发展，实在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对内方面，范浩泉提到会所的出现，让同学有了聚脚的地方，对于沟通、开会及活动等，都相当有帮助。对外方面，会所固然促进了三个共用团体成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更成为往后学生组织共谋社会行动的场所。锺炳基与李伟端均告诉我们，由于当年其他团体大都没有会址，所以在多场运动期间，联席开会、组织及联络等工作，常在大专中心进行，联会亦因而扮演较主导的角色。」⁸

二、陪伴、聆听和支持

联会几位神师，虽然个性、经验和国籍都不同，但是，他们都会陪伴和支持联会的学生，而不干预他们的事务和决定。

联会第十一届副会长李伟端便说：

「余理谦神父真是一个我非常钦佩的人。譬如説我们联会，如果没有他在，我想我们这棵苗是无法一路成长的。

他最主要是陪伴我们丶聆听我们，我们当然会跟他一起做分析。」⁹

根据《众惺》的叙述，「在联会确立其组织制度的过程中，余神父对于神师职任的想法与履行，更是影响深远。余神父在行将卸任之时，公开发表『神师的话』，谈联会神师的职任。他在文中反覆表达联会学生能自发、自立与自主的愿望，分享为此而不断作出的尝试和检讨。

例如，他主张减少神师在每周例会中的讲话次数，换成由学生主持的自由讨论会，因而发现训练学生的需要，让他们有主持讨论所需的技巧与信心。又例如他谈到自己在《曙晖》中的职份时说，稿件检查的工作已是由一个三人小组负责，而小组成员全在编辑委员会中选出，他为此安排表示『十分满意』。

……他努力让自己在联会的地位变得不太重要，既是为实践梵二所主张的教友职份与责任，也是基于他深明学生要自立的希望与需要，尊重学生的权利，这促进联会成为一个以学生为主体的团体。」¹⁰

谭坤神父（图片来源：香港天主教大专联会口述历史专页）

联会第十七届会长马国明也说：

「正因为我们班学生，会接触一些不同的课题，我们不假外求，纯粹自己去探索，自己去找资料，我们是很独立的，所以我认为在香港教区入面，联会是独一无二的。

这种独一无二的意思是，其他任何团体都有个神职人员，譬如通常是『神师』，即是由这位神职人员带领。联会一样有神师，而且在我的年代有三个这么多，但是我们绝对是独立的。

当然，我们与神师的关系其实又很好，即是我们大家有说有笑，像平辈般⋯⋯

因为当时他（谭坤神父）在圣得肋撒堂做副本堂，过来很近，所以他的参与很大，即是我们开会他都必到，你可以想像到，但是，他又是很抽离的，好像只是在听听我们、看看我们如何做，不会真的要我们跟随他的想法去做，亦很少说要怎样去影响我们。

尤其是我是一九七七至七八年，当时正正就是金禧事件。你知道金禧事件，因为梁修女曾经是联会神师，虽然关系这么密切，但坤叔由头到尾，完全没有试图影响我们。他不但在开会时没说什么，即使是开会后，他都未试过拉我到一边，即是向我训话之类，从来没有。对于坤叔的这方面，我是非常欣赏的，他让我们去做我们认为是应该做的事。我想这是很难得的，而这就是联会独特的地方。」¹¹

陪伴、聆听和信任年轻人是联会神师受到学生敬佩的原因。他们也给予学生尝试的自由和可能犯错的机会。

重视年轻人的教会领袖

根据《众惺》的记述，徐诚斌主教在联会的发展上其实有十分关键的角色。一九六九年的珠海事件中，学生因不满校方过份控制学生组织而公开撰文批评，结果十二名学生遭校方开除，当时任教珠海书院的余理谦公开表示支持学生，引起社会轰动和热议，教区也来电要他见主教。在徐诚斌主教的办公室会面时，徐主教并没有说话，其他在场的教区神长则毫不客气地审问余理谦。会面结束后当晚深夜，余理谦收到耶稣会省长龚乐年神父（Fr. Fergus Cronin）转达徐主教的説话，表示很欣赏余理谦的原则，希望他不会放弃支持学生。珠海事件告一段落后，徐主教与余理谦的关系更迈进一步，每月都有会面及认真的对话。余理谦形容徐主教是个十分友善的人，对联会既支持又批判。他更安排徐主教与学生领袖会面。¹² 联会第十一届副会长李伟端这样形容会面的情况：

「此外，神师有时候会替我们约见徐诚斌主教，有几次见面，整个干事会上去他的办公室。我们与徐主教都只是閒话家常，不过重点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所做的得到他的祝福。他亦説道，青年应该是勇敢一点的，只要你认为你所做的是正确，并要知道你不是在走歪路上。我们都很受感动。」¹³

显然，余理谦在联会的参与得到了徐主教的支持。其实，余神父开始担任联会神师时，才不过卅五岁，本身也很年轻，许多事情仍在学习的阶段。徐主教对他的支持，在他的铎职及联会的工作上，无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当余理谦在一九七二年卸任联会的神师职责赴菲律宾深造时，徐主教又任命了同样受过大专教育和年轻的谭坤神父、梁洁芬修女和关尚义神父三人担任联会的神师，为联会的发展开创了新的一页。

余礼谦神父（图片来源：《公教报》专页）

结语

联会在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所做的，放在廿一世纪今天的香港，当然会有所不同。互联网时代，年轻人有数不尽的途径互相连系，根本不需要他人提供什么平台，但是，成年人和社会是否真正关心他们年轻人、信任他们和给予他们自由发展的空间，仍然是他们年轻人能否健康成长的关键因素。

没有年轻人的教会，是没有未来的教会。不信任年轻人的教会，是不配有未来的教会。社会亦然。

（副题为编者所加）

1. 黄奕清编着：《众惺──香港天主教大专联会口述历史（1962-1980）》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天主教硏究中心，2022年4月初版。
2. 同上书，页15。
3. 同上书，页137。
4. 同上书，页229-248。
5. 同上书，页246-247。
6. 同上书，页303。
7. 同上书，页135-136，272-273。
8. 同上书，页136。
9. 同上书，页103。
10. 同上书，页135。
11. 同上书，页198-199。
12. 同上书，页273-277。
13. 同上书，页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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