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天主教徒，亦從來沒有參加過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下稱聯會）的活動，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也未讀大專，與那個時代的大專生並非同代人，但是，《眾惺──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口述歷史（1962-1980）》1 中的人物和歷史卻給我十分深刻的印象，令我對年輕人的培育工作、神職人員在年輕人中間的角色和使命、教會領袖與年輕人的關係等問題再三反思。
我沒有資格評論聯會工作的成敗得失，不過，任何讀過這本書的人均會發現，這十多個受訪的前幹事在聯會的參與都於他們人生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聯會所塑造的一代人
在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中國經歷了文革和文革後初期的改革開放，香港則由難民社會步入經濟上高速的發展，當時政府承認的大學只有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受訪者大多數也是這兩間大學的學生，都是天之驕子。至於天主教會方面，六十年代初召開了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會議中通過的文件如《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把教會由內向轉變為對世界開放。同時，在拉丁美洲盛極一時的解放神學，也影響到不少亞洲的地區，包括香港。
聯會的目標和方向，受著各種思潮、社會處境和需要所影響，其宗旨亦由一九六二年成立初期的「加強本港所有大專學校天主教同學的聯繫，共同增進學業與信德。」2 變為一九七六年的「團結同學實踐基督精神。」目標則定為「一、促進本地化教會的成長，使信仰生根於人民之中。二、培養同學投身於勞苦大眾的奮鬥中，建造一個公義的社會。」3 聯會也先後參與了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保釣運動、金禧事件、反貪污運動、油麻地艇戶事件等。
聯會的經驗究竟對參與者有甚麼影響？舉一九七八至七九年的國際事務祕書張耀良為例：他在金禧事件中兩次因示威活動被捕，到艇戶事件時又目睹警察拘捕和檢控和平示威者，結果萌生進修法律的念頭，後來成為大律師。4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
「我認為人生的價值觀，往往可以在二十歲左右的那段時間畫一條分界線，在這段時間裡形成一種價值觀，很大可能是往後人生的一套價值觀，會伴隨終身。我正是如此。
二十歲左右，由大學階段發展至今，我的人生價值觀到今天也許可以歸納為：對人與生命的尊重。假如問我，做人最高的價值是甚麼呢？我會認為就是人的尊嚴得以彰顯。從事法律工作，我還是在說這點：人的尊嚴得以捍衞、得以彰顯，這就是人的價值，而並非財富、物質享受的多少，也非社會地位丶名譽的高低，都不是；是人的尊嚴。」5
曾經擔任聯會神師的梁潔芬修女，認為當時天主教會並不明白這些年輕人，視他們為異類和左派，其實他們是推動教會和社會進步的動力。梁修女對聯會人的評價如下：
「若沒有聯會這群人，是長養不到教會後來實踐社會訓導的投身。教會沒有這一小部份人走在前面，在他人的心目中就只是中產教會，不理會社會上邊緣社群的教會。……
他們當學生的時候，其實我們也看不清他們有甚麼出路和成就，他們一踏入社會，可能立即便跟資本主義沒有兩樣。有時我們會問，把學生訓練完之後，在學的幾年間可以很進步，但這是否有用呢？這個正義和平的思想，將來可以保存到嗎？
我後來再次接觸以前的聯會朋友，發現大家有套共同語言。譬如他們參與堂區時，做法和精神是比較無私的，不會為自己在堂區建立一個平台來抬舉自己。此外，有些出來之後，原來他們的意識形態、正義和平的思想，在職場上仍然保留著，即是說，那些種子在慢慢地成長。
現在回首，我認為聯會是我們『正義和平委員會』的『根』來的。沒有這個根，便長不出正義和平委員會⋯⋯」6
聯會所塑造的一代人，關懷社會、追求正義、選擇與貧窮及受壓迫者站在一起（option for the poor），又坐言起行，進入基層市民的群體，到工廠打工體驗工人的生活，住進臨屋區了解居民的苦況，為沒有升學機會的年輕人辦夜校教育他們等。他們通過解放神學所接觸到的「行動──反思──再行動」的綱領，亦成為了他們信仰成長的方式。沒有聯會，這群年輕人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
梁潔芬修女（Youtube截圖）
神師的角色
聯會在這段時間裡先後有四位神師，包括余理謙神父（Fr. James Hurley）、譚坤神父、關尚義神父（Fr. John Joseph Clancey，後離開鐸職）和梁潔芬修女。他們都十分關心和支持聯會的工作，給予參加聯會的年輕人足夠的信任與自由，為他們搭建屬於他們自己的平台，陪伴他們成長。
一、搭建平台
聯會成形的階段，余理謙神父獲得掌管明愛的力理得神父（Fr. Francesco Lerda）支持，把界限街134號九龍明愛中心六樓全層無條件批予聯會及港九大專同學會作會所，使聯會人有固定的聚會場所，甚至成為了不少大專學生團體聯席會議的地點，見證了多場學生和社會運動的出現。7
聯會是學生組織，參與者得以和不同院校的同學互相連繫，彼此交流，形成共同的價值觀和信念，策劃具體的工作和行動，推進學生運動。
正如《眾惺》所言：「會所為聯會的轉型與相關的發展，實在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對內方面，范浩泉提到會所的出現，讓同學有了聚腳的地方，對於溝通、開會及活動等，都相當有幫助。對外方面，會所固然促進了三個共用團體成員之間的交流與合作，更成為往後學生組織共謀社會行動的場所。鍾炳基與李偉端均告訴我們，由於當年其他團體大都沒有會址，所以在多場運動期間，聯席開會、組織及聯絡等工作，常在大專中心進行，聯會亦因而扮演較主導的角色。」8
二、陪伴、聆聽和支持
聯會幾位神師，雖然個性、經驗和國籍都不同，但是，他們都會陪伴和支持聯會的學生，而不干預他們的事務和決定。
聯會第十一屆副會長李偉端便說：
「余理謙神父真是一個我非常欽佩的人。譬如説我們聯會，如果沒有他在，我想我們這棵苗是無法一路成長的。
他最主要是陪伴我們丶聆聽我們，我們當然會跟他一起做分析。」9
根據《眾惺》的敘述，「在聯會確立其組織制度的過程中，余神父對於神師職任的想法與履行，更是影響深遠。余神父在行將卸任之時，公開發表『神師的話』，談聯會神師的職任。他在文中反覆表達聯會學生能自發、自立與自主的願望，分享為此而不斷作出的嘗試和檢討。
例如，他主張減少神師在每週例會中的講話次數，換成由學生主持的自由討論會，因而發現訓練學生的需要，讓他們有主持討論所需的技巧與信心。又例如他談到自己在《曙暉》中的職份時說，稿件檢查的工作已是由一個三人小組負責，而小組成員全在編輯委員會中選出，他為此安排表示『十分滿意』。
……他努力讓自己在聯會的地位變得不太重要，既是為實踐梵二所主張的教友職份與責任，也是基於他深明學生要自立的希望與需要，尊重學生的權利，這促進聯會成為一個以學生為主體的團體。」10
譚坤神父（圖片來源：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口述歷史專頁）
聯會第十七屆會長馬國明也說：
「正因為我們班學生，會接觸一些不同的課題，我們不假外求，純粹自己去探索，自己去找資料，我們是很獨立的，所以我認為在香港教區入面，聯會是獨一無二的。
這種獨一無二的意思是，其他任何團體都有個神職人員，譬如通常是『神師』，即是由這位神職人員帶領。聯會一樣有神師，而且在我的年代有三個這麼多，但是我們絕對是獨立的。
當然，我們與神師的關係其實又很好，即是我們大家有說有笑，像平輩般⋯⋯
因為當時他（譚坤神父）在聖得肋撒堂做副本堂，過來很近，所以他的參與很大，即是我們開會他都必到，你可以想像到，但是，他又是很抽離的，好像只是在聽聽我們、看看我們如何做，不會真的要我們跟隨他的想法去做，亦很少說要怎樣去影響我們。
尤其是我是一九七七至七八年，當時正正就是金禧事件。你知道金禧事件，因為梁修女曾經是聯會神師，雖然關係這麼密切，但坤叔由頭到尾，完全沒有試圖影響我們。他不但在開會時沒說甚麼，即使是開會後，他都未試過拉我到一邊，即是向我訓話之類，從來沒有。對於坤叔的這方面，我是非常欣賞的，他讓我們去做我們認為是應該做的事。我想這是很難得的，而這就是聯會獨特的地方。」11
陪伴、聆聽和信任年輕人是聯會神師受到學生敬佩的原因。他們也給予學生嘗試的自由和可能犯錯的機會。
重視年輕人的教會領袖
根據《眾惺》的記述，徐誠斌主教在聯會的發展上其實有十分關鍵的角色。一九六九年的珠海事件中，學生因不滿校方過份控制學生組織而公開撰文批評，結果十二名學生遭校方開除，當時任教珠海書院的余理謙公開表示支持學生，引起社會轟動和熱議，教區也來電要他見主教。在徐誠斌主教的辦公室會面時，徐主教並沒有說話，其他在場的教區神長則毫不客氣地審問余理謙。會面結束後當晚深夜，余理謙收到耶穌會省長龔樂年神父（Fr. Fergus Cronin）轉達徐主教的説話，表示很欣賞余理謙的原則，希望他不會放棄支持學生。珠海事件告一段落後，徐主教與余理謙的關係更邁進一步，每月都有會面及認真的對話。余理謙形容徐主教是個十分友善的人，對聯會既支持又批判。他更安排徐主教與學生領袖會面。12 聯會第十一屆副會長李偉端這樣形容會面的情況：
「此外，神師有時候會替我們約見徐誠斌主教，有幾次見面，整個幹事會上去他的辦公室。我們與徐主教都只是閒話家常，不過重點是讓我們看到，我們所做的得到他的祝福。他亦説道，青年應該是勇敢一點的，只要你認為你所做的是正確，並要知道你不是在走歪路上。我們都很受感動。」13
顯然，余理謙在聯會的參與得到了徐主教的支持。其實，余神父開始擔任聯會神師時，才不過卅五歲，本身也很年輕，許多事情仍在學習的階段。徐主教對他的支持，在他的鐸職及聯會的工作上，無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當余理謙在一九七二年卸任聯會的神師職責赴菲律賓深造時，徐主教又任命了同樣受過大專教育和年輕的譚坤神父、梁潔芬修女和關尚義神父三人擔任聯會的神師，為聯會的發展開創了新的一頁。
余禮謙神父（圖片來源：《公教報》專頁）
結語
聯會在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所做的，放在廿一世紀今天的香港，當然會有所不同。互聯網時代，年輕人有數不盡的途徑互相連繫，根本不需要他人提供甚麼平台，但是，成年人和社會是否真正關心他們年輕人、信任他們和給予他們自由發展的空間，仍然是他們年輕人能否健康成長的關鍵因素。
沒有年輕人的教會，是沒有未來的教會。不信任年輕人的教會，是不配有未來的教會。社會亦然。
（副題為編者所加）
1. 黃奕清編著：《眾惺──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口述歷史（1962-1980）》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硏究中心，2022年4月初版。
2. 同上書，頁15。
3. 同上書，頁137。
4. 同上書，頁229-248。
5. 同上書，頁246-247。
6. 同上書，頁303。
7. 同上書，頁135-136，272-273。
8. 同上書，頁136。
9. 同上書，頁103。
10. 同上書，頁135。
11. 同上書，頁198-199。
12. 同上書，頁273-277。
13. 同上書，頁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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