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

悼念六四，今年已是第卅三年，自己也由青年变成大叔。去年在家中悼念，一点起烛光，内心的感触就一涌而上，想起很多很多的人，包括当年被杀的、被伤的、失去至亲的、流亡海外的、为此而受逼迫的，还有这些年来每年六月在维园举起烛光的。

当年的小伙子，为何会跟这城其他人一样，为着一场接近二千公里以外的社运而牵肠挂肚，三十多年不忘记？回想当年自己对中国的认识，还是懵懵懂懂的，概念停留在流行曲的世界，例如罗文的〈中国梦〉。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年代，大家透过电视与报章，借着香港新闻工作者的努力，获知内地八九民运的第一手资讯，觉得义愤填胸。在那个连《文汇报》社论也开天窗的日子，大家身在香港，都想为远方素未谋面的北京巿民做点事；作为基督徒的，也会在祷告里记念他们，希望中国未来会更好。

几十年过去，今天活在这城，似乎人人有口难言，连走在公义路上要为他们代祷的人，这两年也多了一大批；但心底总还想为那些曾经在生命中遇上的人物做点什么。这是人性使然？是恻隐驱使？是圣灵催迫？我也分不清楚。只不过，当一份源出于信仰的希冀──期望公义如大水滚滚，如江河滔滔──延续超过三十年，这些年大家在这公义路上，无论遇到什么进展或者倒退，向上主祷告呼求的动力，其实还在心底。人纵然会有疲倦的时候，也会有不知还可以做什么的时候，但生命走到这一刻，已不觉得需要放弃心中对公义的寻索。

路不知还可以走多远，人在历史的长河里也实在卑微，很多事情实在不是一己人生可以左右；但若然生命里有一些事情合上主所用，让这地可以有多一点的空间践行怜悯与公义，可以有多一点的人愿意为素未谋面的人的需要和福祉，做一点能力可及的工夫，也就心满意足了。永恒的事情，自有永恒主处理，那是地上政权也干涉不了的。

还记得，我是在去年六四的晚上才发现，同样一枝蜡烛，在室内点燃的时间，原来比起室外长得多。半夜亮起的烛光，到耗尽之时，天边已经开始吐白，黎明将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