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场所作为庇护所的概念，远远比基督教会的历史更久远，早在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神庙和祭坛就会为罪犯提供庇护；旧约律法中虽然没有宗教庇护所的概念，但上主也设立「逃城」，让误杀人的罪犯请求庇护权。而令这一印象广为流传的，莫过于《钟楼驼侠》中，主角卡西莫多在女主角艾丝梅拉达被处刑的现场，一边将她救回巴黎圣母院，一边大声叫喊着「庇护所（sanctuary）」，从此教堂迴盪的钟声，就成了所有落魄蒙难者的救赎之音。
事实上，教会作为庇护所，并非空穴来风或一厢情愿的传说，早在四世纪，罗马帝国的法律中，就已经承认教会作为庇护所的角色，罪犯一旦进入教堂，就不可以被伤害或逮捕。即便在罗马帝国瓦解之后，天主教会仍旧坚持其庇护所的责任。此后各国政府都尝试以法律来规管天主教会的庇护制度，尤以英国最为严格，但成效并不显着。尽管从法律上来说，教会的庇护制度从未得到承认，但往往得到大众的承认与敬重，历史上试图进入教堂捉拿或杀害犯人者的都被载入史书、遗臭万年。
教堂／修院能担当起庇护所的角色，并非是为了体现宗教权力凌驾于法律或政府之上，一方面宗教场所作为「至圣所」的神圣性，它代表着上主，或者其他超然神明的临在，故而不是一般的凡俗场所，其领域正是介乎俗世与另一个领域之间的模糊地带。在各地文化中，都少不得「举头三尺有神明」的敬畏之心，就算是不信神之人，也不敢随便造次。
另一方面，从教会的道德责任上来说，他们对于罪恶的态度，并不止步于世俗律法，尤其是中世纪那种惩罚性的律法。教会认为对于罪人而言，社会应当「帮助重新恢复犯罪者和上主之间的道德平衡」，而非简单粗暴的虐杀示众，所以收容并引导逃犯，是教会的社会责任。由此可见，教会愿意担负庇护所的责任，更为大众所接受和尊重，并非是为了展示自己不受政权管辖、法外之地的形象，而正正是显出，在冰冷的法律与秩序之外，上主的慈爱与包容，以及圣灵的感动，才能让人真实地悔改，并趋于向善；而在上主面前，我们必须承认世人所制订的一切律例规章，必有不完美之处，而在这模糊地带，正是教会有这责任，为那些无声者、可能的蒙冤者以及弱小者提供一个被聆听和休憩的空间。
庇护所能常存于世二千年，并受众人（而非仅仅是法外之徒）的信任，恰恰见证教会的「超然」并非在于权力，而在于上主是那位真实的、受敬畏的、满有慈爱的拯救者和公义者。
进入现代，随着政教分离，教会神圣的那一面也被不断解魅，不再是警察不可踏足之圣地，教会成为拉人现场也偶尔见于新闻。搜索近期网络新闻就能找到几宗：二〇二二年三月，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位牧师在他牧会的教会中被捕，罪名是涉嫌性侵十二岁以下儿童；南非今年三月也发生警察在主日崇拜的时候，进入教会逮捕一位利用网络平台进行恋爱诈骗的嫌疑犯。这些个案被捕的有普通人也有教牧，但警方已经经过缜密调查，罪证确凿，且罪行严重，只差找机会逮捕嫌疑人，舆论未有因此喧哗。
但就算进入法制社会，教会仍是不少绝望之人寻求庇护的所在。在乌克兰尊严革命早期，当示威者遭到军警驱赶的时候，东正教修道院敞开大门，接纳涌入的群众和受伤者，更将修院变成了医疗站和物资站；随着美国的移民政策愈发严苛，不少非法移民向教会求助，避免被遣送的命运。而直至今日，大多国家的政府和警察，除非是上文那些理由充足而确切的情境，都不会故意冲击或挑战作为庇护所的教会。
对作为「至圣所」和担有社会道德责任的教会，保有最起码的尊重，恐怕是体现一个政权底线的重要标准。二〇一九年反修例运动期间，防暴警员曾进入位于西湾河的天主教圣十字架堂，并拘捕五名示威者，当时天主教香港教区及圣十字架堂皆发表声明，对事件深表遗憾，及强烈谴责警方进入圣堂进行拘捕。就算是在美丽新香港，如此行径依旧震动社会，闻所未闻。
然而事过境迁，陈日君枢机日前被捕，有小道消息称，当日国安处警察是长驱直入陈枢机所住的修院範围内进行拘捕。国安处进入修院，逮捕一位香港教区的荣休主教，一位枢机主教，若是事实，几乎这里每一个短语所陈述的事实，就算不能震惊海内外，也应当让全城不安。然而，这一细节竟然无人提及，无人质疑国安处为何不尊重修院，也无人质疑为何修院没有人拦阻，彷佛一切顺理成章，不过是另一起普通的上门拘捕行动，才真叫人脊骨发冷。
在黑暗的中世纪，一个被众人歧视嘲笑的驼背者，一个被社会排斥迫害的吉卜赛女孩，尚可以因着教会的庇护，而尝到片刻的自由、宁静与爱恋。莫非今日香港，连中世纪都不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