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場所作為庇護所的概念，遠遠比基督教會的歷史更久遠，早在古希臘和羅馬時代，神廟和祭壇就會為罪犯提供庇護；舊約律法中雖然沒有宗教庇護所的概念，但上主也設立「逃城」，讓誤殺人的罪犯請求庇護權。而令這一印象廣為流傳的，莫過於《鐘樓駝俠》中，主角卡西莫多在女主角艾絲梅拉達被處刑的現場，一邊將她救回巴黎聖母院，一邊大聲叫喊著「庇護所（sanctuary）」，從此教堂迴盪的鐘聲，就成了所有落魄蒙難者的救贖之音。
事實上，教會作為庇護所，並非空穴來風或一廂情願的傳說，早在四世紀，羅馬帝國的法律中，就已經承認教會作為庇護所的角色，罪犯一旦進入教堂，就不可以被傷害或逮捕。即便在羅馬帝國瓦解之後，天主教會仍舊堅持其庇護所的責任。此後各國政府都嘗試以法律來規管天主教會的庇護制度，尤以英國最為嚴格，但成效並不顯著。儘管從法律上來說，教會的庇護制度從未得到承認，但往往得到大眾的承認與敬重，歷史上試圖進入教堂捉拿或殺害犯人者的都被載入史書、遺臭萬年。
教堂／修院能擔當起庇護所的角色，並非是為了體現宗教權力凌駕於法律或政府之上，一方面宗教場所作為「至聖所」的神聖性，它代表著上主，或者其他超然神明的臨在，故而不是一般的凡俗場所，其領域正是介乎俗世與另一個領域之間的模糊地帶。在各地文化中，都少不得「舉頭三尺有神明」的敬畏之心，就算是不信神之人，也不敢隨便造次。
另一方面，從教會的道德責任上來說，他們對於罪惡的態度，並不止步於世俗律法，尤其是中世紀那種懲罰性的律法。教會認為對於罪人而言，社會應當「幫助重新恢復犯罪者和上主之間的道德平衡」，而非簡單粗暴的虐殺示眾，所以收容並引導逃犯，是教會的社會責任。由此可見，教會願意擔負庇護所的責任，更為大眾所接受和尊重，並非是為了展示自己不受政權管轄、法外之地的形象，而正正是顯出，在冰冷的法律與秩序之外，上主的慈愛與包容，以及聖靈的感動，才能讓人真實地悔改，並趨於向善；而在上主面前，我們必須承認世人所制訂的一切律例規章，必有不完美之處，而在這模糊地帶，正是教會有這責任，為那些無聲者、可能的蒙冤者以及弱小者提供一個被聆聽和休憩的空間。
庇護所能常存於世二千年，並受眾人（而非僅僅是法外之徒）的信任，恰恰見證教會的「超然」並非在於權力，而在於上主是那位真實的、受敬畏的、滿有慈愛的拯救者和公義者。
進入現代，隨著政教分離，教會神聖的那一面也被不斷解魅，不再是警察不可踏足之聖地，教會成為拉人現場也偶爾見於新聞。搜索近期網絡新聞就能找到幾宗：二〇二二年三月，美國佛羅里達州一位牧師在他牧會的教會中被捕，罪名是涉嫌性侵十二歲以下兒童；南非今年三月也發生警察在主日崇拜的時候，進入教會逮捕一位利用網絡平台進行戀愛詐騙的嫌疑犯。這些個案被捕的有普通人也有教牧，但警方已經經過縝密調查，罪證確鑿，且罪行嚴重，只差找機會逮捕嫌疑人，輿論未有因此喧嘩。
但就算進入法制社會，教會仍是不少絕望之人尋求庇護的所在。在烏克蘭尊嚴革命早期，當示威者遭到軍警驅趕的時候，東正教修道院敞開大門，接納湧入的群眾和受傷者，更將修院變成了醫療站和物資站；隨著美國的移民政策愈發嚴苛，不少非法移民向教會求助，避免被遣送的命運。而直至今日，大多國家的政府和警察，除非是上文那些理由充足而確切的情境，都不會故意衝擊或挑戰作為庇護所的教會。
對作為「至聖所」和擔有社會道德責任的教會，保有最起碼的尊重，恐怕是體現一個政權底線的重要標準。二〇一九年反修例運動期間，防暴警員曾進入位於西灣河的天主教聖十字架堂，並拘捕五名示威者，當時天主教香港教區及聖十字架堂皆發表聲明，對事件深表遺憾，及強烈譴責警方進入聖堂進行拘捕。就算是在美麗新香港，如此行徑依舊震動社會，聞所未聞。
然而事過境遷，陳日君樞機日前被捕，有小道消息稱，當日國安處警察是長驅直入陳樞機所住的修院範圍內進行拘捕。國安處進入修院，逮捕一位香港教區的榮休主教，一位樞機主教，若是事實，幾乎這裡每一個短語所陳述的事實，就算不能震驚海內外，也應當讓全城不安。然而，這一細節竟然無人提及，無人質疑國安處為何不尊重修院，也無人質疑為何修院沒有人攔阻，彷彿一切順理成章，不過是另一起普通的上門拘捕行動，才真叫人脊骨發冷。
在黑暗的中世紀，一個被眾人歧視嘲笑的駝背者，一個被社會排斥迫害的吉卜賽女孩，尚可以因著教會的庇護，而嘗到片刻的自由、寧靜與愛戀。莫非今日香港，連中世紀都不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