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现象与研究方法
「2019香港教会普查」和「2021逆境中香港教会跟进研究」分别收集了堂会2019年3月和12月的崇拜人数，仅九个月之间，整体香港教会每周崇拜的举行堂次减少了425堂次，参与人数亦减少了20,639人，以年作单位计算的递减速度分别高达14.4%和10.1%，为历届之最，这反映了「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简称反修例运动）在此期间对香港教会的影响。
然而，在这个堂会出现撕裂与流失的背景下，青少年崇拜人数却是不跌反升，由14,295人增加至15,619人，平均每年增长率（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简称CAGR）为12.5% （表1）。
本文将分享笔者透过建立「列联表」（Contingency Table），同时观察「包含某项因素」和「没有包含某项因素」的堂会，分别计算出现人数增长或减少的堂会比率，从而找出在统计学上出现显着差异的因素1，并以图表说明。
以堂会规模观察现象的普遍性
在进深分析之前，需要先釐清的是「大堂崇拜人数下跌、青少年崇拜人数回升」现象的普遍性，不同规模的堂会之间会否有不同的表现？会否只是少数巨型堂会把平均值拉高或拉低？
1. 大堂崇拜的情况
图2显示在过去两次研究皆有提供资料的堂会中，逾五成半(57.3%)的堂会出现大堂崇拜人数下跌。而且，堂会规模愈大，比例上也愈多堂会出现下跌。若比较不同规模堂会大堂崇拜人数CAGR的四分一位数、中位数以及四分三位数2，则发现堂会规模愈大，大堂崇拜的人数跌幅也愈大。(图3)
2.青少年崇拜的情况
那么青少年崇拜又如何呢？综合图4和图5来观察，不论是从数量或是增幅的角度，虽然不同规模的堂会之间没有形成一个明显的趋势，也无法作出某一规模堂会的表现较其他规模更佳的结论，但仍能发现在100人内堂会、201-500人堂会和1000人以上堂会，都有至少一半堂会有青少年崇拜人数逆势回升，可见这现象并不只局限于小堂会或大堂会之内。
一场美丽的误会
1.堂会对社会运动的回应
图6比较了在2014年雨伞运动和2019年反修例运动发生期间，堂会所作的相关行动与回应。除堂内公开表达立场和联署声明以外，在其馀的项目中都可发现橙色棒较黄色棒长，而蓝色棒又较灰色棒长。
由此可见，大部分堂会吸收了上一次的经验，当再次遇上社会运动时，堂会都更掌握自己的角色与定位，如何在不涉及政治立场下继续实践牧养，以致堂会的行动上的确较2014年雨伞运动时表现更为积极，什至逾半 (52.3%)的堂会曾走出「四面墙」，在堂会和信徒家以外的地方作关心与牧养。
笔者也曾直觉地认为，这也许是其中一个使青少年崇拜人数在该段时期能逆势回升的原因。3然而，在深入分析之后竟发现答案并非如此。
2.与大堂崇拜的关联
分析显示那些在2019年6月12日（简称612）反修例运动发展成大规模抗议活动后，曾以图6中任何一种行动作回应的堂会，近三分一 (32.0%)堂会其大堂崇拜人数在这九个月期间有所增加。相反，那些不曾作回应的堂会中，只有约六分一 (17.0%)堂会其人数有所增加。由此可见，回应社会运动对与大堂崇拜的人数增长有正向的作用。（图7）
3.与青少年崇拜的关联
然而，当分析的对象转换成青少年崇拜时，堂会的回应不但没有对人数增加造成显着的差异，什至个别的回应方式更带来反效果。
图8显示612后有在堂内公开表达立场（如牧函、文章等）的堂会中，只有19.0%堂会的青崇有人数增长；相反，那些没有公开表达立场的堂会，青崇人数增加的机率却高达43.4%。
此外，还有两项回应行动「教导（崇拜／讲道或主日学）」和「崇拜公祷／特别祈祷会」值得注意。反修例运动期间曾作此类回应的堂会中，其青崇人数减少的机率竟显着较高，当中的差异约有20%。（图9、10）
这可能反映青少年对堂会所表达的立场、教导内容和祷告内容感到不满，或是认为堂会的行动仍未能回应实际需要。但不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至少能从统计中确定的是，堂会曾否以图6中的任何方式回应社会运动，只能对大堂崇拜的人数产生影响，而与「青少年崇拜人数的逆势回升」现象无关。
1.本文内提及的各项因素，其卡方检验（Chi-square test）的显着性水平皆小于0.05。
2.先把数据按高低排序后，正中间的一个数字即为中位数，把整体划分为两等份，每份占50%。再以同样方法确认四分一位数与四分三位数。这三个数字就把整体划分为四等份，每份占25%。同时以这三个数字作比较，可减少或避免一些因极端数据产生的误导。
3.梁国全、刘梓濠，《2021逆境中香港教会跟进研究简报》（香港：香港教会更新运动，2021），页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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