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述現象與研究方法
「2019香港教會普查」和「2021逆境中香港教會跟進研究」分別收集了堂會2019年3月和12月的崇拜人數，僅九個月之間，整體香港教會每周崇拜的舉行堂次減少了425堂次，參與人數亦減少了20,639人，以年作單位計算的遞減速度分別高達14.4%和10.1%，為歷屆之最，這反映了「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簡稱反修例運動）在此期間對香港教會的影響。
然而，在這個堂會出現撕裂與流失的背景下，青少年崇拜人數卻是不跌反升，由14,295人增加至15,619人，平均每年增長率（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簡稱CAGR）為12.5% （表1）。
本文將分享筆者透過建立「列聯表」（Contingency Table），同時觀察「包含某項因素」和「沒有包含某項因素」的堂會，分別計算出現人數增長或減少的堂會比率，從而找出在統計學上出現顯著差異的因素1，並以圖表說明。
以堂會規模觀察現象的普遍性
在進深分析之前，需要先釐清的是「大堂崇拜人數下跌、青少年崇拜人數回升」現象的普遍性，不同規模的堂會之間會否有不同的表現？會否只是少數巨型堂會把平均值拉高或拉低？
1. 大堂崇拜的情況
圖2顯示在過去兩次研究皆有提供資料的堂會中，逾五成半(57.3%)的堂會出現大堂崇拜人數下跌。而且，堂會規模愈大，比例上也愈多堂會出現下跌。若比較不同規模堂會大堂崇拜人數CAGR的四分一位數、中位數以及四分三位數2，則發現堂會規模愈大，大堂崇拜的人數跌幅也愈大。(圖3)
2.青少年崇拜的情況
那麼青少年崇拜又如何呢？綜合圖4和圖5來觀察，不論是從數量或是增幅的角度，雖然不同規模的堂會之間沒有形成一個明顯的趨勢，也無法作出某一規模堂會的表現較其他規模更佳的結論，但仍能發現在100人內堂會、201-500人堂會和1000人以上堂會，都有至少一半堂會有青少年崇拜人數逆勢回升，可見這現象並不只局限於小堂會或大堂會之內。
一場美麗的誤會
1.堂會對社會運動的回應
圖6比較了在2014年雨傘運動和2019年反修例運動發生期間，堂會所作的相關行動與回應。除堂內公開表達立場和聯署聲明以外，在其餘的項目中都可發現橙色棒較黃色棒長，而藍色棒又較灰色棒長。
由此可見，大部分堂會吸收了上一次的經驗，當再次遇上社會運動時，堂會都更掌握自己的角色與定位，如何在不涉及政治立場下繼續實踐牧養，以致堂會的行動上的確較2014年雨傘運動時表現更為積極，甚至逾半 (52.3%)的堂會曾走出「四面牆」，在堂會和信徒家以外的地方作關心與牧養。
筆者也曾直覺地認為，這也許是其中一個使青少年崇拜人數在該段時期能逆勢回升的原因。3然而，在深入分析之後竟發現答案並非如此。
2.與大堂崇拜的關聯
分析顯示那些在2019年6月12日（簡稱612）反修例運動發展成大規模抗議活動後，曾以圖6中任何一種行動作回應的堂會，近三分一 (32.0%)堂會其大堂崇拜人數在這九個月期間有所增加。相反，那些不曾作回應的堂會中，只有約六分一 (17.0%)堂會其人數有所增加。由此可見，回應社會運動對與大堂崇拜的人數增長有正向的作用。（圖7）
3.與青少年崇拜的關聯
然而，當分析的對象轉換成青少年崇拜時，堂會的回應不但沒有對人數增加造成顯著的差異，甚至個別的回應方式更帶來反效果。
圖8顯示612後有在堂內公開表達立場（如牧函、文章等）的堂會中，只有19.0%堂會的青崇有人數增長；相反，那些沒有公開表達立場的堂會，青崇人數增加的機率卻高達43.4%。
此外，還有兩項回應行動「教導（崇拜／講道或主日學）」和「崇拜公禱／特別祈禱會」值得注意。反修例運動期間曾作此類回應的堂會中，其青崇人數減少的機率竟顯著較高，當中的差異約有20%。（圖9、10）
這可能反映青少年對堂會所表達的立場、教導內容和禱告內容感到不滿，或是認為堂會的行動仍未能回應實際需要。但不論真正的原因是甚麼，至少能從統計中確定的是，堂會曾否以圖6中的任何方式回應社會運動，只能對大堂崇拜的人數產生影響，而與「青少年崇拜人數的逆勢回升」現象無關。
1.本文內提及的各項因素，其卡方檢驗（Chi-square test）的顯著性水平皆小於0.05。
2.先把數據按高低排序後，正中間的一個數字即為中位數，把整體劃分為兩等份，每份佔50%。再以同樣方法確認四分一位數與四分三位數。這三個數字就把整體劃分為四等份，每份佔25%。同時以這三個數字作比較，可減少或避免一些因極端數據產生的誤導。
3.梁國全、劉梓濠，《2021逆境中香港教會跟進研究簡報》（香港：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21），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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