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论坛讯】疫情下信徒生活和教会的运作大受影响，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谭家齐博士早前于一个教会讲座中介绍十七世纪中后期伦敦大瘟疫的历史，指当年教会主要负责安葬死者，不少神职人员染疫死亡，信徒返崇拜与否亦成生死攸关的抉择。谭家齐认为，人类现今对于疾病的认识大增，但却仍然很无知，在疫情中应反思信仰，谦卑下来让上帝指引。
讲座以「黑暗的幽光──英伦大鼠疫」为题，主要引用的是英国作家笛福着作《大疫年纪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谭家齐指书中大量引用伦敦各教区的资料，当时教区不只是宗教组织，也是政府管理所属地区信徒的组织，例如所有人下葬都要经教区牧师处理，故各疫情期间的死亡数据亦由教区记录。该书亦引述很多市政府颁布的法令资料，对理解疫情下的伦敦很有参考价值。
书中纪录当时伦敦政府的做法，包括统计病患、发布数据，设置关卡、隔离病人等，谭家齐指虽然部份防疫措施合理，但也有令人嗤之以鼻的，例如当时由于未知是鼠疫，政府一度在全市捕杀猫、狗、猪等牲畜，结果杀猫令老鼠更横行，反倒对疫情推波助澜，「乱捕动物什至朝令夕改，似乎不是当时的英国政府独有，所以古今政府所反映的一脉相承。」
牧者留守教堂需要很大勇气
一六六五年八月左右疫情达致高峰，谭家齐形容返教会渐成当时市民「生死攸关的抉择」。书中描述人们开始害怕、不敢到教堂，不少圣职人员染疫死亡，部份逃到乡郊，牧者留守教堂需要很大勇气，但每天仍有主持崇拜的牧者，「人们于宗教活动中展示了异常的激情，而教堂的大门是永远开放的，不少信徒会独自进门，不论是否有牧者当值。他们常会独坐长椅的一角，频繁而热心地向上主祷告。」
到八月中期疫情炽热时，不少人不再将自己关在屋中，开始互相攀谈，返教会时竟无最低的警觉性，好像已不管任何后果，视每次崇拜为在世上亲近上主的最后机会。不过，到八月底大家信心又开始动摇了，因为市民开始发现健康的人会在极短时间内被感染、发病以至死亡，对任何接近自己的人，都表现得极度害怕与紧张，曾有教堂因在崇拜传出怪味，有人担心在座是否有人染疫，而令教友一批批夺门而逃。
至于当时教会在疫情中的角色，谭家齐指教会与市政府之间有不少联系，主要负责安排马车运送尸体、安葬死者等，但对于是否继续进行崇拜等聚会，则没有正式的指引，由教区的牧师自主决定，不过事实上当时不少牧师都选择离开，只有部份「勇者」留下继续主持崇拜。
谭家齐说，当时市民常陷在寻求安慰与害怕染疫的两难之中，他们对「返教会」非常着紧，什至圣公会与清教徒这样的敌对宗派的信徒，都会走进对方的礼拜堂聚会，期望在聚会中能得到上主祝福而免于染疫。可是，他们同时明白离家上礼拜堂是非常危险的事，也有人担心大型聚会增加人传人的风险，于是出门崇拜同时是「信心的考验」，「这对于教会在疫情下是否要坚持开放，以及信徒如何『信在瘟疫蔓延时』，对今天的我们有怎样的启示？」
网上讲座截图
人类对于疾病仍然很无知
回望历史上人类如何面对瘟疫，谭家齐指现今人类「好犀利」，对疾病的认知已大为进步，即使在医疗专家指出之前，从疫症的历史已大概可知疫情的发展趋势。读过贾德戴蒙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已可知从病毒的角度，也会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不能将宿主全部杀死，所以逐渐变得传播性强、死亡率低，是疾病正常发展的趋势；这些今天即使生物科只读到中三，也能大概掌握。当不可知的减少，人类可做的就不只祈求上帝，而是自己也有可做的事。在此情况下，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有否改变？谭家齐坦言他也未有答案。
不过，谭家齐认为人类虽然比以往知道更多，但对于疾病其实仍然很无知。他指历史学家哈拉瑞二〇一一年出版的《人类大历史》曾指出，现代人做到几万年来前所未见的事：大概成功控制饥荒、战争减少，大型传染病基本上亦受控制，但这一切说法在几年之内却「全部破产」，虽然暂时仍未见大规模的饥荒，但已可看到战争和疫病都难以掌握。他认为，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要反思信仰是什么的一回事，谦卑下来让上帝在当中指引。
谭家齐指出，不少历史学家的研究都认为，在大型疫症的冲击下，人不知死亡何时会降临，会令人更多深思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罪与死亡之间的关系等课题，什至要面对生与死的信仰抉择；就像今天我们可能将「返崇拜」看得很轻，但在英伦大鼠疫下的信徒却对崇拜如此坚持。
讲座是循道衞理联合教会香港堂于四月一日主办的「疫市閒情」网上聚会，由该会沙田堂会友谭家齐博士主讲。香港堂主任余恩明牧师回应称，英伦大鼠疫在一六六六年完结，而该会会祖约翰卫斯理在数十年后的一七〇三年出生，年轻时常到监狱探访。他指当时虽然已未必有鼠疫，但监狱中传染病仍然盛行，环境非常恶劣，探访是相当危险的事，但他正是要去做没有人愿意做的事，关心贫穷和有需要的人，今天作为循道衞理宗信徒，也值得参考当日会祖在英国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