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論壇訊】疫情下信徒生活和教會的運作大受影響，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譚家齊博士早前於一個教會講座中介紹十七世紀中後期倫敦大瘟疫的歷史，指當年教會主要負責安葬死者，不少神職人員染疫死亡，信徒返崇拜與否亦成生死攸關的抉擇。譚家齊認為，人類現今對於疾病的認識大增，但卻仍然很無知，在疫情中應反思信仰，謙卑下來讓上帝指引。
講座以「黑暗的幽光──英倫大鼠疫」為題，主要引用的是英國作家笛福著作《大疫年紀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譚家齊指書中大量引用倫敦各教區的資料，當時教區不只是宗教組織，也是政府管理所屬地區信徒的組織，例如所有人下葬都要經教區牧師處理，故各疫情期間的死亡數據亦由教區記錄。該書亦引述很多市政府頒佈的法令資料，對理解疫情下的倫敦很有參考價值。
書中紀錄當時倫敦政府的做法，包括統計病患、發佈數據，設置關卡、隔離病人等，譚家齊指雖然部份防疫措施合理，但也有令人嗤之以鼻的，例如當時由於未知是鼠疫，政府一度在全市捕殺貓、狗、豬等牲畜，結果殺貓令老鼠更橫行，反倒對疫情推波助瀾，「亂捕動物甚至朝令夕改，似乎不是當時的英國政府獨有，所以古今政府所反映的一脈相承。」
牧者留守教堂需要很大勇氣
一六六五年八月左右疫情達致高峰，譚家齊形容返教會漸成當時市民「生死攸關的抉擇」。書中描述人們開始害怕、不敢到教堂，不少聖職人員染疫死亡，部份逃到鄉郊，牧者留守教堂需要很大勇氣，但每天仍有主持崇拜的牧者，「人們於宗教活動中展示了異常的激情，而教堂的大門是永遠開放的，不少信徒會獨自進門，不論是否有牧者當值。他們常會獨坐長椅的一角，頻繁而熱心地向上主禱告。」
到八月中期疫情熾熱時，不少人不再將自己關在屋中，開始互相攀談，返教會時竟無最低的警覺性，好像已不管任何後果，視每次崇拜為在世上親近上主的最後機會。不過，到八月底大家信心又開始動搖了，因為市民開始發現健康的人會在極短時間內被感染、發病以至死亡，對任何接近自己的人，都表現得極度害怕與緊張，曾有教堂因在崇拜傳出怪味，有人擔心在座是否有人染疫，而令教友一批批奪門而逃。
至於當時教會在疫情中的角色，譚家齊指教會與市政府之間有不少聯繫，主要負責安排馬車運送屍體、安葬死者等，但對於是否繼續進行崇拜等聚會，則沒有正式的指引，由教區的牧師自主決定，不過事實上當時不少牧師都選擇離開，只有部份「勇者」留下繼續主持崇拜。
譚家齊說，當時市民常陷在尋求安慰與害怕染疫的兩難之中，他們對「返教會」非常著緊，甚至聖公會與清教徒這樣的敵對宗派的信徒，都會走進對方的禮拜堂聚會，期望在聚會中能得到上主祝福而免於染疫。可是，他們同時明白離家上禮拜堂是非常危險的事，也有人擔心大型聚會增加人傳人的風險，於是出門崇拜同時是「信心的考驗」，「這對於教會在疫情下是否要堅持開放，以及信徒如何『信在瘟疫蔓延時』，對今天的我們有怎樣的啟示？」
網上講座截圖
人類對於疾病仍然很無知
回望歷史上人類如何面對瘟疫，譚家齊指現今人類「好犀利」，對疾病的認知已大為進步，即使在醫療專家指出之前，從疫症的歷史已大概可知疫情的發展趨勢。讀過賈德戴蒙的《槍炮，病菌與鋼鐵》，已可知從病毒的角度，也會為自己的利益著想，不能將宿主全部殺死，所以逐漸變得傳播性強、死亡率低，是疾病正常發展的趨勢；這些今天即使生物科只讀到中三，也能大概掌握。當不可知的減少，人類可做的就不只祈求上帝，而是自己也有可做的事。在此情況下，我們與上帝的關係有否改變？譚家齊坦言他也未有答案。
不過，譚家齊認為人類雖然比以往知道更多，但對於疾病其實仍然很無知。他指歷史學家哈拉瑞二〇一一年出版的《人類大歷史》曾指出，現代人做到幾萬年來前所未見的事：大概成功控制饑荒、戰爭減少，大型傳染病基本上亦受控制，但這一切說法在幾年之內卻「全部破產」，雖然暫時仍未見大規模的饑荒，但已可看到戰爭和疫病都難以掌握。他認為，面對這樣的情況，人類要反思信仰是甚麼的一回事，謙卑下來讓上帝在當中指引。
譚家齊指出，不少歷史學家的研究都認為，在大型疫症的衝擊下，人不知死亡何時會降臨，會令人更多深思與上帝之間的關係、罪與死亡之間的關係等課題，甚至要面對生與死的信仰抉擇；就像今天我們可能將「返崇拜」看得很輕，但在英倫大鼠疫下的信徒卻對崇拜如此堅持。
講座是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香港堂於四月一日主辦的「疫市閒情」網上聚會，由該會沙田堂會友譚家齊博士主講。香港堂主任余恩明牧師回應稱，英倫大鼠疫在一六六六年完結，而該會會祖約翰衛斯理在數十年後的一七〇三年出生，年輕時常到監獄探訪。他指當時雖然已未必有鼠疫，但監獄中傳染病仍然盛行，環境非常惡劣，探訪是相當危險的事，但他正是要去做沒有人願意做的事，關心貧窮和有需要的人，今天作為循道衞理宗信徒，也值得參考當日會祖在英國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