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波疫情渐见放缓，本地各项限制社交距离的防疫措施亦逐步放宽，随之而来的是「疫苗通行证」措施下，只容许经已接种一定数量疫苗的巿民进入不同的公众场所。此外，学校更要求师生每天做快速测试。
对公众而言，面对已经有百万计巿民受到感染，而每天新增的确诊个案仍然达三位数，各项防疫措施仍属必须；然而对于每项措施的松紧是否合理的判断，本身亦会随着疫情的起伏变化、大家对有关病症的了解逐步加深，以及两年多来的经验累积而有所改变。例如到了今天，当食肆容许已经接种两剂疫苗的巿民入内用膳，但同一位巿民到戏院边看电影边吃零食，就要先接种三剂疫苗；种种措拖是基于科学认知？是为了催谷接种？抑或着眼于限制人流？有时实在不易分辨。退一万步来说，限制了某类人流，为何就特别有助于控制疫情？当局对于不同种类的人流类别，有怎样的轻重衡量，未必人人清楚明白；但厚此薄彼的不公观感，就很是直接。
从信仰角度来看，问题层次更多。抗疫不单关乎身体，更关乎心灵，近日官方经常提及的抗疫疲劳，正正属于后者的层次；而信仰群体的人际接触与互相守望，亦正正有助心灵健康。宗教聚会的人流密度比一般公共交通工具低，且人人配戴口罩，前者却成为被禁制之列，有关的讨论与不解，这两年在宗教公共空间里已谈过不少。今次疫苗通行证实施于宗教社群，就首次让某类特定人士因为政府政策的缘故，而无法参与宗教聚会，变相让那些因着种种原因没有接种疫苗而在疫情里成为弱势的朋友，由幼童到长者，在心灵健康的支援上遭到削弱。这在人流控制而言，又是怎么样的轻重衡量之道？今时今日，内地对宗教持续严加管控以至打压；而本地学者的民调研究指出特区政府民望持续低迷，现时又无法透过等值选票差额选举的方法来重建全民信任；凡此种种情况下，对于面对「全面管治权」的本地教会而言，由防疫措施的不解所诱发的宗教自由忧虑，一如今期头版专题里部份被访教会的应对手法所流露，是相当实在的。
对于教会群体来说，信徒参与聚会的要求涉及圣经教导；然而对于因着不同原因而无法参与聚会的朋友，教会倒不是没有方法去应对的，例如神职人员会将圣餐带给那些病榻中的、被囚的，什至是身处危险前线的，一同纪念主。当然，在严苛的现实限制下，不是每一种方法都时时可行，但背后每一份尽力而为的接触和守望，教会仍然需要继续持守，悉力争取──在历史里如此，在今时今日更要如此。我们深信神爱世人，他的爱不会、亦不应就此与某些人隔绝。
这些年，染疫者成为被排挤与歧视的对象，在世界不同地区都曾发生过。要不让疫症成为歧视和欺压之源，就要由撒播那无可阻隔的爱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