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摇曳树林间的长洲基督教坟场，有三位西方传教士长眠于此，他们有着不同的故事，却有最后「共同的住处」。里面有一位美国宣道会传教士孙守成牧师之墓，它承载了一段深厚的传教史迹。
孙守成牧师（C. Edwin Carlson），于一八九七年四月廿一日出生于美国伊利诺州的惠顿城（Wheaton），在家排名第三，父母是瑞典的移民。孙守成由虔诚的父母抚养长大，青少年时期归信受洗，一九一七年就读于惠顿学院。大学期间，在中国西部传教的埃克瓦尔师母（Mrs. R.B. Ekvall）的演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一九年孙守成与哈蒙德（Carol Hammond）结婚，夫妻二人在甘藏边境传教工作的呼召得到了证实，遂即一起去奈亚克（Nyack）传教士训练学院接受传教士训练。一九二一年，他们被宣道会纽约委员会接纳为甘肃西藏边疆地区的传教士；他们既要承诺到工场前，勤奋地学习藏语，亦须通过两场藏语考试。
一九二二年孙守成夫妇来到甘肃西南部洮河流域，首先在临洮学习了汉语，几年后又到卓尼学习藏语，熟练地掌握了汉、藏两种语言，长期向藏汉民传福音。这家人住在甘肃的几个城镇，保安、拉卜楞、临潭县等地传教工作，孙牧师也曾担任宣道会华西区差会主席。在那些日子里，外出旅行布道，需要数周时间，涉及汽车、轮船、火车、马背和步行，日常的艰辛是不在话下的。
在蕃地上建教堂
在临潭县洮州旧城期间，孙守成牧师居住条件什是简陋，在这里的工作极为艰辛，人们存敌对态度，复有反对福音者所引起的危险，他曾在蕃地建教堂三次，均遭到蕃民烧焚。由于孙牧师具有非常勇敢的拓荒者精神，这些「以无法无天着称的蕃人」，也得到了福音的信息。孙牧师在那块蕃土上建了幢壮丽的宣道会传教中心，它有着新式的建筑和设备、一间小教堂和几间客房，旅居的朋友可以在这里过夜。这些设施为传教士和本地牧师提供了传播基督教福音的机会，并通过讲道、音乐和见证来服务本地人。而在那段时间里，孙牧师健康受损，于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在美休假，而甘肃的房子却被人放火焚烧。尽管如此，仍有本地人因福音而改宗信教。及至一九九七年，洮州本地老牧者及信徒告诉来访者，他们还记得孙牧师在洮州的日子。
孙牧师一家在藏族群体，传教工作量相当大。他们经受了学习顺服、身体上的痛苦和失去亲人的痛苦的考验，充满着不寻常的故事。一九二七年，一场中国政治动盪迫使全体传教士撤离中国，孙牧师夫妇与三岁的女儿格温多林（Gwendolyn）坐着骡子、轿子从藏区出发，花了卅九天到达北平的火车站。孙师母在那里生下一个男孩，不幸感染到天花，出生仅十六天便夭折。这个悲伤的家庭继续回家途中，格温多林感染了瘢痕热，在日本骤然离世。这双重的悲剧，让孙师母后来得以进入西藏妇女的生活，能与她们有更深入的互动。对本地人而言，丧亲和悲伤是生活的一部份，孙师母帮助她们处理丧亲之痛，对于情感和精神的安慰至关重要。当孙师母和其他传教士一起回忆她在中国的经历时，她感叹道：「尽管遭遇这些艰难的事件，我什麽也不会改变。因为这是对至高上帝的信仰。」显然，这既是孙师母融入本地的生活方式，亦是对传教人生的一种认信。
翌年的七月二日，在美国休假的孙牧师夫妇的第三个孩子孙名世（Robert D. Carlson）出世。一九二八年一月，孙守成一家再度来华。四年后，孙名世的妹妹吉恩（Carlson Jean）出生在洮河南部的一个藏族小村庄，兄妹二人的童年是在藏区度过的。在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孙牧师带着十四岁的孙名世，往甘肃上学途中，被土匪枪击，子弹无情地击中孙名世的脾脏，他被紧急送往兰州内地会医院救治，医生在煤油灯下进行腹部手术，孙名世却发生严重的过敏反应。孙牧师夫妇被告知，他很可能活不过第二天。在前两个孩子因病去世后，他们要准备与第三个孩子说再见。然而，孙名世多日不省人事后，竟奇迹般的康复，而子弹一直留在他的体内。之后，孙名世返回美国，完成惠顿学院的学士和硕士课程，为成为新约希腊语教师做好了准备。
孙名世曾于建道神学院教授希腊文
为主燃烧四十二年
一九四八年因政局动乱，孙牧师夫妇被迫离开中国，之后被排到南美洲厄瓜多尔担任宣道会学院院长，并负责宣道会子女学校（1950-1956，1960-1962）；一九五七至一九五九年孙牧师在越南西贡国际教会担任牧师。一九六二年，他们虽然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却仍然心系中国，同年十二月他们从台湾转到香港，这片土地和华人是他们的「初恋」（first love）。孙牧师在香港加入建道神学院的事奉行列，并受委任为图书馆馆长，负责重建学院的书库工作。孙牧师本有心脏病，长洲峭斜的地势使他不适应，加上图书馆繁重的重建工作，终于，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廿六日清晨，孙牧师病发逝世，终年六十七岁。他是第一位于任内逝世的长洲时期建道师长。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廿七日的安息礼拜，建道师生与自发地前来送行的有三百馀人，以此表达对这位传教士的不舍和怀念。在肃穆的会场中，滕近辉牧师主理，清晰地说到：「这里一朵一朵盛开的鲜花正象征着许许多多颗中国弟兄姊妹的心，向主的忠仆道谢，为了中国同胞献上了他的生命；为了主的托负，他选择了最艰难的工场，一九二二年当他要到中国来之前，因为一次严重的心脏病发作，医生曾警告他不可作出国之妄想，免得艰苦奔劳的生活加速他生命值燃烧，但他竟选了中国西北最荒芜偏僻之地区，为了顺服主之呼召，把生命置于度外，他有一点力量，为主就发一点光，神就用这一个生命为他燃烧了四十二年，这生命多有价值！」
美国宣道会形容这位传教士有种敏捷的精神，加上惊人的能力和适应能力，构成了他在宣道会四个领域有四十二年不同寻常的事工。孙师母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退休离开香港，前往协助同为传教士的女儿处，先是在巴拿马，后来在赞比亚。此外，在一九六零至一九六八年期间，孙名世与妻子玛格丽特（Margaret）及孩子们在香港传教，孙名世于建道神学院教授希腊语和圣经课程，玛格丽特担任学校护士。
在一个清晨，我步行到孙守成牧师之墓地，它有海浪树林为伴，俯瞰着蓝色的中国海，彷佛默默在关注着中国教会的未来，同时它亦向我们话说历史。面对孙守成牧师那充满曲折，却始终抱持福音热忱、闪烁着信仰之光的一生，我不能不为之触动。诚然，孙牧师以理想的形式展现出传教士生涯，而他又是如此平凡地付诸可实践的活信仰，与我们的共同信仰身份是息息相关。因此，这位传教士的坟墓，有着生与死之间的一种对话，让留下来的人学着说再见，也教人如何为上主而活，所传递出对救赎与盼望的声音，一定是不会落空的。
主要参考资料：
Rev. C. Edwin Carlson, “A Leper Cleansed”,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29 April 1965),265-266.
Thomas Moseley, “With the Lord”, The Alliance Witness (3 March 1965),15-16.
William D. Carlsen, “With the Lord”, The Alliance Witness (21 January 1981),28-29.
〈孙守成牧师传略〉，《播种人》第12期（1965年），页49-51。
梁家麟：《建道神学院百年史》（香港：建道神学院，1999），页226-227。
甘肃省图书馆书目参考部编，《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甘肃分册）》（甘肃省图书馆内部编印，1984），页434。
（分题为编者所拟。图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为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