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今日基督教》在三月九日刊出一篇文章的中译，题为〈基督徒可以为普京的灭亡祷告吗？〉，作者是一位圣公会女牧师Tish Harrison Warren，她认为诗篇咒诅诗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事上很合用。她又回想昔日在神学院学习时遇过的一位北爱尔兰教授，那教授昔日年轻时亲眼目睹针对无辜者的暴力，所以在自己读神学时把作业改写成一首诅咒诗篇，结果被他的美国教授训斥意象太暴力，这位北爱尔兰学生不似有「悔改」，倒意识到分歧出于对方没有目睹过那些暴力。
一、不要忽略另一个问题
可否咒诅或类似问题近年在基督徒圈子谈个不停，大部份讨论焦点停留在圣经是否容许，或某套神学视角下这是否容许等等。但我认为焦点应该放在别处。毕竟圣经里有咒诅诗，要甲乙两信徒同意基督徒可以咒诅，并不困难，但他们仍然可以对应该某人某事出现分歧。由此想下去，应该要问的问题是：「事情要坏到一个怎样的地步才应该咒诅？」换句话说，当甲认为在某事件里他看到了邪恶，于是咒诅时，身旁的乙却可能认为那事件即使是恶，但又未算很恶，因此不肯咒诅。在此，甲乙二人还有什么理论或原则可以依循，来判断那事件是可咒诅的呢？
这个问题才是我们每天都遇到的。看着某些教内人处事不公，做了恶事，绝大部份信徒都能同意那是错的。然而，要一位信徒公开表态，他却会犹豫。好了，就算他觉得要走这一步，他又未必觉得是时候跟那人绝交；就算他后来要走到这一步，他又未必认为要鼓励别人排挤对方……如此类推。不论各位认为咒诅在这「行动升级过程」里属于哪一步，也得承认距离起点是会有好几步的，即大家可以同样地认为那是恶事，但有些人却拒绝咒诅。
称之为「行动升级过程」，虽然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今天很容易令读者明白，但其实又不太恰当。因为「事情要坏到一个怎样的地步才应该咒诅？」这问题有另一面向，那并不是线性的，那就是我们愿意因这事件凌驾什么其他原则，这里的重点不在多与少，因为不同原则有不同意义和概念关系，很难找出统一的指标来考量。
来到这里应该有些读者会疑问：信徒行为原则不是绝对的吗？抽空地说，这似是有道理的，而且也是不少牧者的教导。然而，当我们考虑实际处境时，就会发现人的限制令我们很多时要作出取舍抉择。诚然，很多信徒和教牧早就不再遵守这个，只是他们不自觉。在过去十年八年里，我们在脸书亲眼目睹很多信徒由绝对不容许粗口变成容许自己转贴含有粗口谐音的图片，再变成容许自己转贴含有粗口的图片，后来什至自己也写含有粗口谐音的帖。同时，我们也观察到愈来愈多信徒和教牧动辄破口大骂，几年前人们持守的礼貌和「慢慢的听」态度彷佛已成为远古的东西。原因很简单，社会时势太迫人，压力太大，怎也忍不住了，一定要破口大骂，而那些语句和网上图片也实在太传神……若被问及为什么这样做，他们大概会说「不应该讲粗口」或「不应随便骂人」只属「小事」，不须介怀。然而，这就是另一个方式承认有些原则可被凌驾。冷眼旁观地批评别人为了大原则放弃小原则是容易的，但如果是自己遇到难能可贵的机会做一件对社会或教会很有意义的事（可能是你最着紧的属灵战争、社会公义或教会改革大业等等），或自己落在极大压力和痛苦里，恐怕大部份信徒和教牧也会想把「小事」搁置一旁。
二、虔诚和神学可以解答这问题吗？
当然，承认原则之间有复杂的优先次序，并不等于我们做什么也可以当为合理。上段的「小事」可能对很多人来说真的太小，让我举一个比较具争议性的例子，这是过去十年在香港教会圈内发生过的：某人想指出朋友的恶行，于是打电话跟他理论，虽然承诺一切保密，但他还是私自录音并且放上网。他大概会认为「事关重大，我是唯一一个可以骗取他亲口承认的人」，以此合理化自己的做法，但别人可能会觉得难以接受，难道朋友之间的忠诚和互信就要这样变得荡然无存？现在我们事后回顾，那件事似乎不是天大的事──微小到今天讲出来已没有人记得。不过，如果你想骗取的是二战时德国的军事情报，可以令纳綷德国早日覆亡，数百万犹太人的生命得以保存，连潘霍华也不用英年早逝，可能不少信徒会认为你是大英雄呢。（在此读者不难想起喇合为了保护探子而说谎的旧约故事。）
这类事例告诉我们，正确与否端在乎事情的性质和严重程度，有时可以因此凌驾某些原则，有时却不可以。由于世事繁多和复杂，来到这里讨论会变得很困难，有些哲学家（如W.D. Ross）会提出原则要归为几大类别，但仍然不认为可以轻易制定出优次排名。然而，容我把焦点转变一下，集中在一个常见于港人信徒的错误假设：很多信徒认为，只要多读神学，只要虔诚地追求，就能够在繁多和复杂的世事里辨识事情的性质和严重程度，知道什么原则可以凌驾什么原则。我认为这假设是错误的。
即使假设两个人有相同的虔诚心灵、相同的神学思想和派系，他们对一件事的性质和严重性的判断仍然可以大相迳庭。例子比比皆是。有人基于人生际遇和性格障碍关系，对别人的信任程度十分低，极好猜疑，于是，别人不觉得是冲撞的说话，他听起来已经是充满敌意，自尊心受到重伤，必须要反击，必须要咒诅。另一常见例子是大家的人生关注不同，这不是一般的关注，而是会令人很大程度地改变其生活方式、职业取向、身份认同等的重大关注。例如一个美国右派活跃份子会认为小政府和持枪权是天下间最重要的政治原则，要用毕生努力来宣扬，但研究肿瘤科、跟前者返同一间教会的另一信徒可能却完全不在意那些，他一生只想找出医治癌症的药物。当一个人只专注于自己的关注，变得「太沉迷」，很容易会觉得事情已经崩坏到一个地步必须天天咒诅，但其他人却没有这感觉。（话说回来，「太沉迷」未必是坏事，先知、研究员、企业家、政治领袖等往往具备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特征。）
《今日基督教》那篇文章的例子也可这样理解：即使有两个人神学思想相近、又立意敬虔度日，他们仍可以因为其中一人亲身目睹过无情战火与暴力而断定事情已经崩坏到一个地步必须咒诅，但另一个人却因为没有亲眼目睹而认为绝不应咒诅。（这里假设了两人神学思想相近，这未必是事实，但我们不难假想另外两个人来符合这里所界定的。）
三、一点建议
上节的主张可能是很多信徒未曾想过的，毕竟今天很多教会和基督教学府均努力告诉我们，接受了某套神学思想，我们就会发现必须改变生活里大大小小的行事为人方式（在天主教大学任教的我也经常听到这种讲法）。但事实可能是，面对着「事情要坏到一个怎样的地步才应该咒诅（或凌驾相对不重要的原则）」这个我们经常遇到的伦理疑问，强调自己来自什么宗派、支持什么神学等等，似乎帮不了很多。
因为世事繁多和复杂，难以制定相关原则和后设原则，我无意在本文提出一些放诸四海皆准的意见。然而，针对上节提出的例子和设想情境，我们不难想到，要判断「事情要坏到一个怎样的地步才应该咒诅（或凌驾相对不重要的原则）」的话，人们至少要有良好的社会识见、同理心，以及群体意识。假如你是一个俄罗斯人，对国际形势不熟悉，接触的资讯又有限，即使你是敬虔信徒，又懂神学，你自然不会认为要咒诅普京。同理心也很重要，假如有人有心理病态（psychopathy）这种人格障碍，他便无法感通别人的痛苦或死亡，自然也不会觉得出师无名、令大量平民死伤的军事行动有什么严重到要咒诅（不要以为具有这种人格障碍的人属于极少数，有心理学教授认为，每五名商界领袖就有一个人有这倾向）。最后，群体意识也是重要的，我们很多言行和反应恰当与否，都取决于所属群体里约定俗成的规範，不同群体可有不同的规範。例如不同社会对人们在公众场所制造噪音有不同的接受程度；上述偷偷地把电话录音放上网的做法，在香港基督教圈子的群体通常会被视为十分严重的事；又或者，在这圈子里搞网上民粹公审是很容易引起公愤的。
总结来说，面对荒谬痛苦的世界，基督徒可否咒诅呢？在过去几年经历很多犹如切肤之痛的社会创伤、渐渐扬弃绝对化思考的信徒应该会认为并非绝对不可以，但当大家认同咒诅并非绝对不可以之后，还必须问，什么情况下才可以咒诅（或作出凌驾其他原则的行径）呢？这个问题并不能靠认识更多神学和活得更加敬虔来解答的，至少我们还要有更好的社会识见、同理心，以及群体意识。
（笔按：本文尽量以简单和普及方式写出，在人们轻率抽水的今天被人曲解是必然的事。因此我只会考虑回应严谨和有诚意的讨论。但有一点我可以在这里预先回应：逻辑思考严谨的人会看得出，本文并没有暗示每当信徒之间对同一件事有不同判断，原因全都只是识见不同、政见不同等等，而不是神学出了问题，或什至根本就是有人心术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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