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今日基督教》在三月九日刊出一篇文章的中譯，題為〈基督徒可以為普京的滅亡禱告嗎？〉，作者是一位聖公會女牧師Tish Harrison Warren，她認為詩篇咒詛詩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事上很合用。她又回想昔日在神學院學習時遇過的一位北愛爾蘭教授，那教授昔日年輕時親眼目睹針對無辜者的暴力，所以在自己讀神學時把作業改寫成一首詛咒詩篇，結果被他的美國教授訓斥意象太暴力，這位北愛爾蘭學生不似有「悔改」，倒意識到分歧出於對方沒有目睹過那些暴力。
一、不要忽略另一個問題
可否咒詛或類似問題近年在基督徒圈子談個不停，大部份討論焦點停留在聖經是否容許，或某套神學視角下這是否容許等等。但我認為焦點應該放在別處。畢竟聖經裡有咒詛詩，要甲乙兩信徒同意基督徒可以咒詛，並不困難，但他們仍然可以對應該某人某事出現分歧。由此想下去，應該要問的問題是：「事情要壞到一個怎樣的地步才應該咒詛？」換句話說，當甲認為在某事件裡他看到了邪惡，於是咒詛時，身旁的乙卻可能認為那事件即使是惡，但又未算很惡，因此不肯咒詛。在此，甲乙二人還有甚麼理論或原則可以依循，來判斷那事件是可咒詛的呢？
這個問題才是我們每天都遇到的。看著某些教內人處事不公，做了惡事，絕大部份信徒都能同意那是錯的。然而，要一位信徒公開表態，他卻會猶豫。好了，就算他覺得要走這一步，他又未必覺得是時候跟那人絕交；就算他後來要走到這一步，他又未必認為要鼓勵別人排擠對方……如此類推。不論各位認為咒詛在這「行動升級過程」裡屬於哪一步，也得承認距離起點是會有好幾步的，即大家可以同樣地認為那是惡事，但有些人卻拒絕咒詛。
稱之為「行動升級過程」，雖然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今天很容易令讀者明白，但其實又不太恰當。因為「事情要壞到一個怎樣的地步才應該咒詛？」這問題有另一面向，那並不是線性的，那就是我們願意因這事件凌駕甚麼其他原則，這裡的重點不在多與少，因為不同原則有不同意義和概念關係，很難找出統一的指標來考量。
來到這裡應該有些讀者會疑問：信徒行為原則不是絕對的嗎？抽空地說，這似是有道理的，而且也是不少牧者的教導。然而，當我們考慮實際處境時，就會發現人的限制令我們很多時要作出取捨抉擇。誠然，很多信徒和教牧早就不再遵守這個，只是他們不自覺。在過去十年八年裡，我們在臉書親眼目睹很多信徒由絕對不容許粗口變成容許自己轉貼含有粗口諧音的圖片，再變成容許自己轉貼含有粗口的圖片，後來甚至自己也寫含有粗口諧音的帖。同時，我們也觀察到愈來愈多信徒和教牧動輒破口大罵，幾年前人們持守的禮貌和「慢慢的聽」態度彷彿已成為遠古的東西。原因很簡單，社會時勢太迫人，壓力太大，怎也忍不住了，一定要破口大罵，而那些語句和網上圖片也實在太傳神……若被問及為甚麼這樣做，他們大概會說「不應該講粗口」或「不應隨便罵人」只屬「小事」，不須介懷。然而，這就是另一個方式承認有些原則可被凌駕。冷眼旁觀地批評別人為了大原則放棄小原則是容易的，但如果是自己遇到難能可貴的機會做一件對社會或教會很有意義的事（可能是你最著緊的屬靈戰爭、社會公義或教會改革大業等等），或自己落在極大壓力和痛苦裡，恐怕大部份信徒和教牧也會想把「小事」擱置一旁。
二、虔誠和神學可以解答這問題嗎？
當然，承認原則之間有複雜的優先次序，並不等於我們做甚麼也可以當為合理。上段的「小事」可能對很多人來說真的太小，讓我舉一個比較具爭議性的例子，這是過去十年在香港教會圈內發生過的：某人想指出朋友的惡行，於是打電話跟他理論，雖然承諾一切保密，但他還是私自錄音並且放上網。他大概會認為「事關重大，我是唯一一個可以騙取他親口承認的人」，以此合理化自己的做法，但別人可能會覺得難以接受，難道朋友之間的忠誠和互信就要這樣變得蕩然無存？現在我們事後回顧，那件事似乎不是天大的事──微小到今天講出來已沒有人記得。不過，如果你想騙取的是二戰時德國的軍事情報，可以令納綷德國早日覆亡，數百萬猶太人的生命得以保存，連潘霍華也不用英年早逝，可能不少信徒會認為你是大英雄呢。（在此讀者不難想起喇合為了保護探子而說謊的舊約故事。）
這類事例告訴我們，正確與否端在乎事情的性質和嚴重程度，有時可以因此凌駕某些原則，有時卻不可以。由於世事繁多和複雜，來到這裡討論會變得很困難，有些哲學家（如W.D. Ross）會提出原則要歸為幾大類別，但仍然不認為可以輕易制定出優次排名。然而，容我把焦點轉變一下，集中在一個常見於港人信徒的錯誤假設：很多信徒認為，只要多讀神學，只要虔誠地追求，就能夠在繁多和複雜的世事裡辨識事情的性質和嚴重程度，知道甚麼原則可以凌駕甚麼原則。我認為這假設是錯誤的。
即使假設兩個人有相同的虔誠心靈、相同的神學思想和派系，他們對一件事的性質和嚴重性的判斷仍然可以大相逕庭。例子比比皆是。有人基於人生際遇和性格障礙關係，對別人的信任程度十分低，極好猜疑，於是，別人不覺得是衝撞的說話，他聽起來已經是充滿敵意，自尊心受到重傷，必須要反擊，必須要咒詛。另一常見例子是大家的人生關注不同，這不是一般的關注，而是會令人很大程度地改變其生活方式、職業取向、身份認同等的重大關注。例如一個美國右派活躍份子會認為小政府和持槍權是天下間最重要的政治原則，要用畢生努力來宣揚，但研究腫瘤科、跟前者返同一間教會的另一信徒可能卻完全不在意那些，他一生只想找出醫治癌症的藥物。當一個人只專注於自己的關注，變得「太沉迷」，很容易會覺得事情已經崩壞到一個地步必須天天咒詛，但其他人卻沒有這感覺。（話說回來，「太沉迷」未必是壞事，先知、研究員、企業家、政治領袖等往往具備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特徵。）
《今日基督教》那篇文章的例子也可這樣理解：即使有兩個人神學思想相近、又立意敬虔度日，他們仍可以因為其中一人親身目睹過無情戰火與暴力而斷定事情已經崩壞到一個地步必須咒詛，但另一個人卻因為沒有親眼目睹而認為絕不應咒詛。（這裡假設了兩人神學思想相近，這未必是事實，但我們不難假想另外兩個人來符合這裡所界定的。）
三、一點建議
上節的主張可能是很多信徒未曾想過的，畢竟今天很多教會和基督教學府均努力告訴我們，接受了某套神學思想，我們就會發現必須改變生活裡大大小小的行事為人方式（在天主教大學任教的我也經常聽到這種講法）。但事實可能是，面對著「事情要壞到一個怎樣的地步才應該咒詛（或凌駕相對不重要的原則）」這個我們經常遇到的倫理疑問，強調自己來自甚麼宗派、支持甚麼神學等等，似乎幫不了很多。
因為世事繁多和複雜，難以制定相關原則和後設原則，我無意在本文提出一些放諸四海皆準的意見。然而，針對上節提出的例子和設想情境，我們不難想到，要判斷「事情要壞到一個怎樣的地步才應該咒詛（或凌駕相對不重要的原則）」的話，人們至少要有良好的社會識見、同理心，以及群體意識。假如你是一個俄羅斯人，對國際形勢不熟悉，接觸的資訊又有限，即使你是敬虔信徒，又懂神學，你自然不會認為要咒詛普京。同理心也很重要，假如有人有心理病態（psychopathy）這種人格障礙，他便無法感通別人的痛苦或死亡，自然也不會覺得出師無名、令大量平民死傷的軍事行動有甚麼嚴重到要咒詛（不要以為具有這種人格障礙的人屬於極少數，有心理學教授認為，每五名商界領袖就有一個人有這傾向）。最後，群體意識也是重要的，我們很多言行和反應恰當與否，都取決於所屬群體裡約定俗成的規範，不同群體可有不同的規範。例如不同社會對人們在公眾場所製造噪音有不同的接受程度；上述偷偷地把電話錄音放上網的做法，在香港基督教圈子的群體通常會被視為十分嚴重的事；又或者，在這圈子裡搞網上民粹公審是很容易引起公憤的。
總結來說，面對荒謬痛苦的世界，基督徒可否咒詛呢？在過去幾年經歷很多猶如切膚之痛的社會創傷、漸漸揚棄絕對化思考的信徒應該會認為並非絕對不可以，但當大家認同咒詛並非絕對不可以之後，還必須問，甚麼情況下才可以咒詛（或作出凌駕其他原則的行徑）呢？這個問題並不能靠認識更多神學和活得更加敬虔來解答的，至少我們還要有更好的社會識見、同理心，以及群體意識。
（筆按：本文盡量以簡單和普及方式寫出，在人們輕率抽水的今天被人曲解是必然的事。因此我只會考慮回應嚴謹和有誠意的討論。但有一點我可以在這裡預先回應：邏輯思考嚴謹的人會看得出，本文並沒有暗示每當信徒之間對同一件事有不同判斷，原因全都只是識見不同、政見不同等等，而不是神學出了問題，或甚至根本就是有人心術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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