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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不仅在地面和空中展开，同样也在互联网上展开。假消息令不少人难以了解战争的来龙去脉，大相迳庭的战事和国际关系评论也让人找不到方向。网上讲坛「基督教战争伦理学与乌克兰」请来美国正道福音神学院罗秉祥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系何光沪教授，为众人釐清历史脉络，并为基督徒应当如何将基督教价值观，融入战争伦理和历史视野中，提供不少新的角度。

战火中无数乌克兰儿童随家人乘火车逃难（photo: Mirek Pruchnicki, CC BY 2.0）

开战有否正义可言：强权与道德之争

二月廿四日开战之时，普京发表万字演讲，痛陈发起战争有正义和充份的理由，重点在于俄罗斯师出有名，是北约背信弃义、东扩在先，俄罗斯不得已反击。罗秉祥向观众推荐学者萨罗特（Mary Elise Sarotte）的着作《一寸也不移》（Not One Inch），这本书分析北约东移的原因，梳理苏联解体之后的中、东欧历史。由于铁幕倒下，为维持东西之间的和平，在美国主导下，一些从苏联独立的国家，最初并没有加入北约，而形成一个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模糊区。

然而一九九四年，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入侵车臣，打破和平，一众中、东欧国家闻风丧胆，紧急要求加入北约，以求自保。因此该书认为北约和俄罗斯关系恶化，双方都有责任，皆出现误判，及互不信任。而在二千年普京当选总统之后，由于俄罗斯国内情况恶化，普京为维持政权，煽动民族主义，将国家内外种种问题，皆归咎于西方，使得两者之间的关系更走向冰点。因此，普京以「北约东扩」为战争正名并非事实。

而有另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国与国之间本就没有道义原则，只有丛林法则，因此为了本国利益侵略他国，怎样都是正当的。罗秉祥指，这恰恰就是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所写的《大国政治的悲剧》（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中，提出的新现实主义。米尔斯海默从现实角度出发，认为国际社会的原则只有弱肉强食，因此国家必须成为强权，谋求自身最大利益，以策安全。米尔斯海默将「帝国主义」这一带有负面含义的词汇，改为中立的「大国政治」，否定当下战争包含着民主对抗威权的意识形态冲突，完全摒弃价值观或道德判断的价值。在这种虚无主义之下，国际政治就只是各个国家纯粹为了利益而廝杀，强者即是正义。

东欧学者斯摩连斯基（Jan Smolenski）则反驳这种现实主义的论调，认为米尔斯海默是坐在安乐椅上、空谈理论的学者，完全无视在地的真实体验：被俄罗斯压迫近百年，是东欧诸国的共同历史经验。他指摘「大国政治」理论只是为美国及俄罗斯这样的强权服务，为大国横行霸道提供正当性。这一个月来滚动的新闻画面中，我们也看到「大国政治」铁拳下的小国，事实上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个体，还有他们的泪水、痛苦、恐惧和绝望。

逃往波兰的乌克兰难民（AP Photo╱Bernat Armangue）

不要让手中的笔变成战场上的子弹

在回应环节，何光沪特别重提米尔斯海默和他的「大国政治」理论，指出这些荒谬的学术观点，助长了人类的苦难，这在历史上时有发生。希特拉年轻时，深受一位种族主义学者休斯顿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的影响，相信雅利安人是优等民族，而犹太人是劣等民族，因此发动战争、屠杀犹太人、实行暴政。

何光沪继而提到研究俄乌战争的学者间的一个笑话：「普京是杜金（Aleksandr Gelyevich Dugin）的身子，杜金是普京的大脑」。杜金是俄罗斯哲学家和政治学家，提出「新亚欧主义」的理论。在他的构想中，人类文明有几大集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强调个人自由与民主，导致人们过着堕落的生活；而俄罗斯民族处于欧亚大陆中心，应当发展包括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等在内的，以斯拉夫人为中心的独特文明，并联合周边国家对抗西方文明。

而罗秉祥论述普京发动战争的思想脉络，与上述理论不谋而合。普京宣称「乌克兰自古以来是俄罗斯的一部份」，二〇一三年由乌克兰人民主导的尊严革命，在普京看来就是「颜色革命」，「美帝亡我之心不死」。苏联解体，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是国耻，经过三十年的忍辱负重，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民族构筑起了「普京梦、俄国梦」，「走向斯拉夫民族的伟大复兴」。学者萨罗特在俄罗斯宣战之后，立即发表文章，指出普京开战的真正原因，是为了消灭独立的乌克兰共和国，因为自由的乌克兰在西方和俄罗斯之间，选择了西方，这是普京无法接受的。

普京在文明世界发动侵略战争，这行为有人觉得是疯狂，有人觉得是高招，但回溯他如何一步步走向战争，背后却更有来自象牙塔的「高瞻远瞩」，为其暴政与扩张提供蓝图。这令何光沪不禁反思，身为学者应当如何看待自己的社会责任，如果不谨慎自守，书斋内的文字，很可能会变成杀死平民的炮火、灭绝种族的毒气。

正义战争论

无人不渴望和平，但当战火与血腥已成现实，西方又该如何回应才符合伦理又不失公道？

面对罪恶，基督徒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因为罪恶在人心深处，只有消灭人的罪性才能防止战争及其他社会上的罪恶，所以要传福音，引人归主，不然都是治标不治本。罗秉祥就指出，治本当然重要，但需时很长；而治标同样有意义，更能短期内防止更多的伤害。就国家层面而言，对内要阻止罪恶，就需要法律、监狱和警察等暴力机关来阻吓；对外必须防止野心家侵略他国，因此国家需要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以军队抗衡军队、武器抗衡武器，以战止战。

然而，战争终究会带来杀戮鲜血和生灵涂炭，因此就算在危急关头，以武力保护自己或他人是可取的，也要仔细多方面衡量再做决定，这便是正义战争论（just war theory）所探讨的。正义战争论最早由教父奥古斯丁提出，讨论基督徒是否应该参战，而在现代军事伦理中，则是一系列标准，确保战争在道德上是合理的。罗秉祥提出几项充份条件，比如正义原因（cause of justice），如果不参战，就会有愈来愈多人死亡受伤；最后途径（last resort），已经用尽一切办法，除了参战无法阻止战争；衡量利害得失为正比例（proportionality of good and evil），衡量参战导致的正面和负面结果的比例，例如当下战争中，北约等国是否要设立禁飞区便牵涉到这个原则，如果设立禁飞区，则代表北约向俄罗斯开战，那么俄罗斯的攻击会波及更多国家，什至触发核子战争。

正义战争论也对作战过程有一定的伦理准则，比如比例原则（proportionality of means），不能过度使用武力；分辨原则（distinction），不可以无差别杀戮，在《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s）中《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第十四条就规定，双方军队必须保护伤者、病者、老者、十五岁以下儿童、孕妇、及七岁以下儿童之母亲，否则即是触犯战争罪行。罗秉祥认为，这些原则对普通观众判断当下战局中哪一方触犯战争罪行或是不正义的，很有帮助。

遭到俄军轰炸的基辅郊外（AP Photo╱Vadim Ghirda）

「爱你的邻舍」：公共事务与政治参与是义务

基督徒是否可以参与公共事务与政治，什至以武力的手段对抗政府，这是华人教会经久不衰的争论话题。在讲座的问答环节，也有观众提问，如何看待「非暴力不合作」与「公民抗命」及「武力抗暴」；以及该如何看待保罗所说的「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罗十三1）。罗秉祥指中国教会领袖如王明道和倪柝声，都认为世界败坏在情理之中，信徒不应改变社会，而应广传福音，将盼望投放在属天的福份上。这种思想深深影响了华人教会，但他认为，「这是华人教会的悲剧」。

何光沪在回应中也指出，基督徒最大的两个诫命之一，便是「爱你的邻舍」，这肯定了基督徒有参与公共事务与政治的义务，因为「爱你的邻舍」，代表希望邻舍能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中，过得更好。

罗秉祥亦举例，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地区因改信新教，而被神圣罗马帝国出兵攻打，德意志教会面临是否应违抗掌权者，什至拿起武器采取武力手段反抗的问题。此时德意志教会同样援引罗马书十三章关于「顺服在上掌权者」的经文，他们认为「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罗十三3）是「顺服在上掌权者」的前提条件。「因此当掌权者的权柄来自上主，便必然会遵从神的旨意，惩恶扬善；而如果掌权者作恶，则代表他的权柄不是从神而来，那民众没有服从权柄的义务。」应用到「公民抗命」及「武力抗暴」和法律权威的问题上，按照英国思想家弥尔顿（John Milton）的诠释，所谓服从权威，乃是服从法律的权威，而非某个掌权的人。

潘霍华就曾比喻，如果一个疯子在街上开车造成很多死伤，路人固然应当带伤者去医院，但更应制止这个疯子继续伤人，如疯子不服，便可以采取武力手段。何光沪指，如果由此使那个疯子受伤，不代表自己采取武力或者阻止是错误的，「而是不得已，是人类的有限性导致无法两全其美。」

真正的中立并非无事可做

至于论及在政治问题上，教会应当尽量保持中立，罗秉祥指出，这正是纳粹时期德国教会采取的立场。他们并不积极支持纳粹政权，而认为教会只应关注信仰的事情，和政治有关的问题不应思考或作判断，而缺乏思考的结果，就自然会一味服从政府，这种「中立」，其实就是帮凶。

他更联系现实，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段时间后，一些非北约国家如芬兰和瑞典，都改变中立态度倒向乌克兰；向来保持中立的瑞士，也破天荒出手制裁俄罗斯。他解释这些转变背后的逻辑，如果瑞士坚持所谓中立，便是任由俄罗斯透过瑞士银行继续做生意，将更多资金投入战争，等于是帮助俄罗斯；而瑞士银行收取手续费，则事实上成了战争的受益人。所以表面看来「中立」，实则是与俄罗斯同流，更从中得利。而真正的中立，便是不能帮助任何一方获利，因此瑞士放弃了中立政策，「而这，才是真正的中立」。罗秉祥鼓励观众反思何谓中立，「中立并不代表什么事都不做」。

 

对人性与历史保持清醒有助维系和平

生于和平繁荣的年代，却猝不及防面对战火连天的乱世，不禁令人惆怅迷茫，这个世界怎么没有进步，却在倒退？罗秉祥就此提醒大家，人性从不会进步，永远有着光明和阴暗面，改变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并非皆是冷静、理性的判断者，因此历史发展往往会失控。他引用神学家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观点，人们往往想驾驭历史，以为能以人力改变历史进程；但我们往往无法控制历史，反倒是我们的理想和野心因历史发展而产生变化，反过来被历史驾驭。「所以我们要清醒地看待历史」。

罗秉祥又推荐卡根（Robert Kagan）在二〇一八年写的《野丛林又生》（The Jungle Grows Back），认为其对当下和过去大半个世纪的和平岁月，有很深刻的洞见。二战之后，欧洲享受了七十多年的稳定、和平和经济繁荣；一系列国际组织和条约的诞生，令西方世界享受到民主、自由、法治、资本主义。「这七十五年的黄金时代，令我们变得安逸，更以为这才是人类历史的正轨，大势所趋，是历史的必然。」

然而卡根认为，这黄金的七十五年是偏离常态的，是人为和脆弱的。回顾一九四五年前的欧洲，民主自由秩序奄奄一息，纳粹及法西斯政权出现，战争灾难不断，或许这才是人类历史的常态。正是人类的原罪、人性中的阴暗面，「注定人类群体生活是以强凌弱、极权欺压，这才是真实的『自然状态』，而和平共存只是一个脆弱的妥协，随时可以被推翻」。人类若不警醒，廿一世纪必重蹈二十世纪的覆辙，这彷佛预言了当下正发生的一切。

最后，罗秉祥重新审视「正常」这个概念。他指出「正」是伦理概念，而「常」是统计学概念；「正」指的是正确的事，而「常」指的是经常发生的事。遗憾的是，人类历史的「正常」情况，往往是「正者不常，常者不正」，而我们惟有意识到并接受这种「正常」，谦卑地看待自己与历史，才能避免更多悲剧的发生。

是次论坛由北美的基督教主恩堂、高贵林国语教会、西三一大学神学研究院等主办，
于三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时[温哥华时间三月十一日晚上七时]在YouTube直播，截至三月廿一日有2147人次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