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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不僅在地面和空中展開，同樣也在互聯網上展開。假消息令不少人難以了解戰爭的來龍去脈，大相逕庭的戰事和國際關係評論也讓人找不到方向。網上講壇「基督教戰爭倫理學與烏克蘭」請來美國正道福音神學院羅秉祥教授和中國人民大學宗教學系何光滬教授，為眾人釐清歷史脈絡，並為基督徒應當如何將基督教價值觀，融入戰爭倫理和歷史視野中，提供不少新的角度。

戰火中無數烏克蘭兒童隨家人乘火車逃難（photo: Mirek Pruchnicki, CC BY 2.0）

開戰有否正義可言：強權與道德之爭

二月廿四日開戰之時，普京發表萬字演講，痛陳發起戰爭有正義和充份的理由，重點在於俄羅斯師出有名，是北約背信棄義、東擴在先，俄羅斯不得已反擊。羅秉祥向觀眾推薦學者薩羅特（Mary Elise Sarotte）的著作《一寸也不移》（Not One Inch），這本書分析北約東移的原因，梳理蘇聯解體之後的中、東歐歷史。由於鐵幕倒下，為維持東西之間的和平，在美國主導下，一些從蘇聯獨立的國家，最初並沒有加入北約，而形成一個俄羅斯和北約之間的模糊區。

然而一九九四年，時任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入侵車臣，打破和平，一眾中、東歐國家聞風喪膽，緊急要求加入北約，以求自保。因此該書認為北約和俄羅斯關係惡化，雙方都有責任，皆出現誤判，及互不信任。而在二千年普京當選總統之後，由於俄羅斯國內情況惡化，普京為維持政權，煽動民族主義，將國家內外種種問題，皆歸咎於西方，使得兩者之間的關係更走向冰點。因此，普京以「北約東擴」為戰爭正名並非事實。

而有另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國與國之間本就沒有道義原則，只有叢林法則，因此為了本國利益侵略他國，怎樣都是正當的。羅秉祥指，這恰恰就是芝加哥大學國際關係教授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所寫的《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中，提出的新現實主義。米爾斯海默從現實角度出發，認為國際社會的原則只有弱肉強食，因此國家必須成為強權，謀求自身最大利益，以策安全。米爾斯海默將「帝國主義」這一帶有負面含義的詞彙，改為中立的「大國政治」，否定當下戰爭包含著民主對抗威權的意識形態衝突，完全摒棄價值觀或道德判斷的價值。在這種虛無主義之下，國際政治就只是各個國家純粹為了利益而廝殺，強者即是正義。

東歐學者斯摩連斯基（Jan Smolenski）則反駁這種現實主義的論調，認為米爾斯海默是坐在安樂椅上、空談理論的學者，完全無視在地的真實體驗：被俄羅斯壓迫近百年，是東歐諸國的共同歷史經驗。他指摘「大國政治」理論只是為美國及俄羅斯這樣的強權服務，為大國橫行霸道提供正當性。這一個月來滾動的新聞畫面中，我們也看到「大國政治」鐵拳下的小國，事實上是一個個有血有肉有情感的個體，還有他們的淚水、痛苦、恐懼和絕望。

逃往波蘭的烏克蘭難民（AP Photo╱Bernat Armangue）

不要讓手中的筆變成戰場上的子彈

在回應環節，何光滬特別重提米爾斯海默和他的「大國政治」理論，指出這些荒謬的學術觀點，助長了人類的苦難，這在歷史上時有發生。希特拉年輕時，深受一位種族主義學者休斯頓張伯倫（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的影響，相信雅利安人是優等民族，而猶太人是劣等民族，因此發動戰爭、屠殺猶太人、實行暴政。

何光滬繼而提到研究俄烏戰爭的學者間的一個笑話：「普京是杜金（Aleksandr Gelyevich Dugin）的身子，杜金是普京的大腦」。杜金是俄羅斯哲學家和政治學家，提出「新亞歐主義」的理論。在他的構想中，人類文明有幾大集團，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明強調個人自由與民主，導致人們過著墮落的生活；而俄羅斯民族處於歐亞大陸中心，應當發展包括俄羅斯人、白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等在內的，以斯拉夫人為中心的獨特文明，並聯合周邊國家對抗西方文明。

而羅秉祥論述普京發動戰爭的思想脈絡，與上述理論不謀而合。普京宣稱「烏克蘭自古以來是俄羅斯的一部份」，二〇一三年由烏克蘭人民主導的尊嚴革命，在普京看來就是「顏色革命」，「美帝亡我之心不死」。蘇聯解體，對於俄羅斯人來說是國恥，經過三十年的忍辱負重，在普京的領導下，俄羅斯民族構築起了「普京夢、俄國夢」，「走向斯拉夫民族的偉大復興」。學者薩羅特在俄羅斯宣戰之後，立即發表文章，指出普京開戰的真正原因，是為了消滅獨立的烏克蘭共和國，因為自由的烏克蘭在西方和俄羅斯之間，選擇了西方，這是普京無法接受的。

普京在文明世界發動侵略戰爭，這行為有人覺得是瘋狂，有人覺得是高招，但回溯他如何一步步走向戰爭，背後卻更有來自象牙塔的「高瞻遠矚」，為其暴政與擴張提供藍圖。這令何光滬不禁反思，身為學者應當如何看待自己的社會責任，如果不謹慎自守，書齋內的文字，很可能會變成殺死平民的砲火、滅絕種族的毒氣。

正義戰爭論

無人不渴望和平，但當戰火與血腥已成現實，西方又該如何回應才符合倫理又不失公道？

面對罪惡，基督徒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因為罪惡在人心深處，只有消滅人的罪性才能防止戰爭及其他社會上的罪惡，所以要傳福音，引人歸主，不然都是治標不治本。羅秉祥就指出，治本當然重要，但需時很長；而治標同樣有意義，更能短期內防止更多的傷害。就國家層面而言，對內要阻止罪惡，就需要法律、監獄和警察等暴力機關來阻嚇；對外必須防止野心家侵略他國，因此國家需要有足夠的軍事力量，以軍隊抗衡軍隊、武器抗衡武器，以戰止戰。

然而，戰爭終究會帶來殺戮鮮血和生靈塗炭，因此就算在危急關頭，以武力保護自己或他人是可取的，也要仔細多方面衡量再做決定，這便是正義戰爭論（just war theory）所探討的。正義戰爭論最早由教父奧古斯丁提出，討論基督徒是否應該參戰，而在現代軍事倫理中，則是一系列標準，確保戰爭在道德上是合理的。羅秉祥提出幾項充份條件，比如正義原因（cause of justice），如果不參戰，就會有愈來愈多人死亡受傷；最後途徑（last resort），已經用盡一切辦法，除了參戰無法阻止戰爭；衡量利害得失為正比例（proportionality of good and evil），衡量參戰導致的正面和負面結果的比例，例如當下戰爭中，北約等國是否要設立禁飛區便牽涉到這個原則，如果設立禁飛區，則代表北約向俄羅斯開戰，那麼俄羅斯的攻擊會波及更多國家，甚至觸發核子戰爭。

正義戰爭論也對作戰過程有一定的倫理準則，比如比例原則（proportionality of means），不能過度使用武力；分辨原則（distinction），不可以無差別殺戮，在《日內瓦公約》（Geneva Conventions）中《關於戰時保護平民之日內瓦公約》第十四條就規定，雙方軍隊必須保護傷者、病者、老者、十五歲以下兒童、孕婦、及七歲以下兒童之母親，否則即是觸犯戰爭罪行。羅秉祥認為，這些原則對普通觀眾判斷當下戰局中哪一方觸犯戰爭罪行或是不正義的，很有幫助。

遭到俄軍轟炸的基輔郊外（AP Photo╱Vadim Ghirda）

「愛你的鄰舍」：公共事務與政治參與是義務

基督徒是否可以參與公共事務與政治，甚至以武力的手段對抗政府，這是華人教會經久不衰的爭論話題。在講座的問答環節，也有觀眾提問，如何看待「非暴力不合作」與「公民抗命」及「武力抗暴」；以及該如何看待保羅所說的「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羅十三1）。羅秉祥指中國教會領袖如王明道和倪柝聲，都認為世界敗壞在情理之中，信徒不應改變社會，而應廣傳福音，將盼望投放在屬天的福份上。這種思想深深影響了華人教會，但他認為，「這是華人教會的悲劇」。

何光滬在回應中也指出，基督徒最大的兩個誡命之一，便是「愛你的鄰舍」，這肯定了基督徒有參與公共事務與政治的義務，因為「愛你的鄰舍」，代表希望鄰舍能生活在一個更好的世界中，過得更好。

羅秉祥亦舉例，宗教改革時期，德意志地區因改信新教，而被神聖羅馬帝國出兵攻打，德意志教會面臨是否應違抗掌權者，甚至拿起武器採取武力手段反抗的問題。此時德意志教會同樣援引羅馬書十三章關於「順服在上掌權者」的經文，他們認為「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懼怕，乃是叫作惡的懼怕」（羅十三3）是「順服在上掌權者」的前提條件。「因此當掌權者的權柄來自上主，便必然會遵從神的旨意，懲惡揚善；而如果掌權者作惡，則代表他的權柄不是從神而來，那民眾沒有服從權柄的義務。」應用到「公民抗命」及「武力抗暴」和法律權威的問題上，按照英國思想家彌爾頓（John Milton）的詮釋，所謂服從權威，乃是服從法律的權威，而非某個掌權的人。

潘霍華就曾比喻，如果一個瘋子在街上開車造成很多死傷，路人固然應當帶傷者去醫院，但更應制止這個瘋子繼續傷人，如瘋子不服，便可以採取武力手段。何光滬指，如果由此使那個瘋子受傷，不代表自己採取武力或者阻止是錯誤的，「而是不得已，是人類的有限性導致無法兩全其美。」

真正的中立並非無事可做

至於論及在政治問題上，教會應當盡量保持中立，羅秉祥指出，這正是納粹時期德國教會採取的立場。他們並不積極支持納粹政權，而認為教會只應關注信仰的事情，和政治有關的問題不應思考或作判斷，而缺乏思考的結果，就自然會一味服從政府，這種「中立」，其實就是幫兇。

他更聯繫現實，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一段時間後，一些非北約國家如芬蘭和瑞典，都改變中立態度倒向烏克蘭；向來保持中立的瑞士，也破天荒出手制裁俄羅斯。他解釋這些轉變背後的邏輯，如果瑞士堅持所謂中立，便是任由俄羅斯透過瑞士銀行繼續做生意，將更多資金投入戰爭，等於是幫助俄羅斯；而瑞士銀行收取手續費，則事實上成了戰爭的受益人。所以表面看來「中立」，實則是與俄羅斯同流，更從中得利。而真正的中立，便是不能幫助任何一方獲利，因此瑞士放棄了中立政策，「而這，才是真正的中立」。羅秉祥鼓勵觀眾反思何謂中立，「中立並不代表甚麼事都不做」。

 

對人性與歷史保持清醒有助維繫和平

生於和平繁榮的年代，卻猝不及防面對戰火連天的亂世，不禁令人惆悵迷茫，這個世界怎麼沒有進步，卻在倒退？羅秉祥就此提醒大家，人性從不會進步，永遠有著光明和陰暗面，改變歷史進程的重要人物並非皆是冷靜、理性的判斷者，因此歷史發展往往會失控。他引用神學家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的觀點，人們往往想駕馭歷史，以為能以人力改變歷史進程；但我們往往無法控制歷史，反倒是我們的理想和野心因歷史發展而產生變化，反過來被歷史駕馭。「所以我們要清醒地看待歷史」。

羅秉祥又推薦卡根（Robert Kagan）在二〇一八年寫的《野叢林又生》（The Jungle Grows Back），認為其對當下和過去大半個世紀的和平歲月，有很深刻的洞見。二戰之後，歐洲享受了七十多年的穩定、和平和經濟繁榮；一系列國際組織和條約的誕生，令西方世界享受到民主、自由、法治、資本主義。「這七十五年的黃金時代，令我們變得安逸，更以為這才是人類歷史的正軌，大勢所趨，是歷史的必然。」

然而卡根認為，這黃金的七十五年是偏離常態的，是人為和脆弱的。回顧一九四五年前的歐洲，民主自由秩序奄奄一息，納粹及法西斯政權出現，戰爭災難不斷，或許這才是人類歷史的常態。正是人類的原罪、人性中的陰暗面，「注定人類群體生活是以強凌弱、極權欺壓，這才是真實的『自然狀態』，而和平共存只是一個脆弱的妥協，隨時可以被推翻」。人類若不警醒，廿一世紀必重蹈二十世紀的覆轍，這彷彿預言了當下正發生的一切。

最後，羅秉祥重新審視「正常」這個概念。他指出「正」是倫理概念，而「常」是統計學概念；「正」指的是正確的事，而「常」指的是經常發生的事。遺憾的是，人類歷史的「正常」情況，往往是「正者不常，常者不正」，而我們惟有意識到並接受這種「正常」，謙卑地看待自己與歷史，才能避免更多悲劇的發生。

是次論壇由北美的基督教主恩堂、高貴林國語教會、西三一大學神學研究院等主辦，
於三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時[溫哥華時間三月十一日晚上七時]在YouTube直播，截至三月廿一日有2147人次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