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t we were in the wilderness, and there God speaks quite differently.”（但当我们在旷野，上帝说话的方式大不相同。）──德国旧约学者冯拉德（Gerhard von Rad，1901-1971）在一九五二年讲道时回顾自己在二战经历监禁时所说的一句话¹

乌克兰战争可能是近几十年影响全球最大的战争之一，迄今带来的人道危机，早已引起各界注目。当地及邻国的慈善机构、教会亦纷纷表示有大量需要，很多人自然会作出适合的捐款。但问题可能不止于此。显然，乌克兰战争的全球效应已经超出我们过去对战争的了解。提供武器或资金给前线，不再只是国家层面或富豪才可以做到的事，地球各方的平民也能找到方法参与其中，不只外国人可以参与乌国志愿军，以资金支持乌国也变得非常容易。因此，社会难以迴避「可以直接『过数』支持乌克兰官方组织吗」等疑问。如是者，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全球教会──包括香港的信仰群体──应该如何自处、回应？

关于战争与正义的中古讨论

早期教父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 354-430）在罗马帝国正受东方和北方外族侵扰时，写下了经典的《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作为国教的基督教，自然无法逃避一个问题：一位基督徒如何在回应帝国的军事指令之际，在上帝面前仍然有无愧的良心？奥古斯丁虽然没有一本专门着作讨论正义战争（just war）²，但他当然需要回应处境，提出正义战争的原则诸如：

• 为了保卫国家免受蛮族入侵
• 保护盟友
• 战争不应该为扩张领土
• 上帝可以以完美的正义指挥战争
• 和平是所有战争的恰当目标
• 战争中采取的所有行动都应受到军事必要性的限制
• 神职人员不应拿起武器
• 应该向俘虏和非战斗人员显示怜悯和耐性
• 对敌人信守承诺 ³

无怪乎传统经常认为奥古斯丁是相关理论在西方发展的重要人物，⁴以致后来不少基督徒表明要发动「神圣战争」（如十字军、骑士）时，总是援引这位活跃于四世纪末、五世纪初的主教。什至直到十三世纪，出生在烽火连天时代的「神学大师」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论及正义战争时，仍然受到奥古斯丁的影响。⁵然而，正因教会历史充满血腥的教训，让人痛恨任何假上帝之名而发起的「（假）正义战争」，又如一位军事专家说过「基督除了断言政治权力来自上帝、人应该同时顺从两种不同的管辖权（但以上帝的主权为首）之外，没有教导任何具体的政治神学」⁶，基督教传统确实对战争态度没有一致说法，⁷正好反映堕落的人类世界十分复杂，也让基督徒不得不非常慎重看待任何形式的战争行为（或某程度上地参与其中）及采取绝对的和平主义。

近代绝对和平主义的问题

时至今日，乌克兰战争使人深切关注核战争和军事竞赛。其实瑞士神学家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早已预视：一九四五年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之后，战争问题将发生根本的转变。⁸不过，二战后他所持守的「核武不可能构成自卫或正义战争」⁹和「西德军事化将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¹⁰已不合宜。宛如美国神学家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在一九三〇年代末大力批判无视纳粹横行的和平主义，源于他看见美国人（包括教会）逃避道德责任，且对历史的和平有错误期望，¹¹同理，假若今日教会仍然认为拥有核武的国家应该弃核和反对德国扩军，根本无助欧洲以至全球走向和平。

普京的想法近看是意图「扭转苏联解体的后果」¹²、「复兴俄罗斯帝国」，远则承继了俄国长久扩张西边国界的纵深国防意识，¹³在千丝万缕的脉络下不可能一句「不要战争」（No War）就可以叫众人「平安地去吧」（雅二16，《新汉语译本》，下同）。一方面，俄军之前攻击欧洲最大的核电厂，以及普京露出「核武牌」的举动，已经使愈来愈多学者开始质疑冷战时流行的「相互保证毁灭理论」（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MAD），正如彭博通讯社今年二月廿八日的一篇评论所指：

「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完全不同秩序的挑战，一位受委屈和自豪感驱使的领导人正在利用核威慑在欧洲打一场陆战。在此过程中，普京颠覆了旧学说。」¹⁴

核威慑下的国际新格局

另一方面，以色列历史学家哈拉瑞（Yuval Harari, 1976-）说：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一个犹太人和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你们不是纳粹。你们不需要反覆证明这件事。你们也不需要害怕如果举起一把枪，或是提高音量，别人就会觉得你们是纳粹。我们知道你们不是。我们需要德国做的，是站出来领导大家。德国现在是欧洲的领导国之一。」¹⁵

首先，问题不在拥有核武是否一件值得自豪的事，而是现实中不可能再成功说服国家放弃核武。无论乌国在一九九四年因为什么原因而放弃核武，可能是因为当年太穷无能力保养核武、相信《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Budapest Memorandum on Security Assurances）能提供安全保障等等，其遭遇无疑向全球再次证实了核震慑的必要。

第二，德国在二战后确实对俄罗斯有罪咎感，苏联解体后亦曾相信合作较反俄有更大机会换取欧洲的和平。但事实摆在面前，这种乐观主义已经走到尽头，德国大幅增加国防预算（总理承诺在二〇二二年投资一千亿欧元）已是大势所趋。其他欧洲小国也纷纷随机应变，譬如拉脱维亚国防部长已请求德方提供武器。借用一些研究德国的学者之说法，世界可能会迎来现代第六个德国的诞生：一个愿意行使军事力量来捍卫（欧洲）民主自由价值的德国。¹⁶可以说，欧洲整体对德国壮大的心理芥蒂可能会因为俄罗斯的实际威胁而最终打破。

综合以上两点，国际格局很大机会走向一个全新的向度。英国前首相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 1874-1965）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在美国演说时提到的「铁幕」（Iron Curtain）已经重新被筑起。新冷战已经成形，只是比绝大多数人想像中都来得快。

基督教：「好人」的信仰？

以上种种，再加上我们已经透过这场战争察觉到无人战机、网络战和社交媒体如何大幅改变现代战争的面貌，置身风云世代，全球教会更应迅速调整过时的看法，察看上帝的旨意，尝试作出关乎正义的判断，并建立一套可以回应时代变化的框架，以免基督信仰被利用来掩盖战争的恶臭，或成为绝对和平主义的「护身符」。英国圣公会政治神学家奥多诺万（Oliver O'Donovan, 1945-）的提醒非常有意思：现代社会丧失了审慎的视角，忘记了正义战争其实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实践理性的建议，在一个不可能逃避战争的世界中尝试判断正义所在。¹⁷

可惜的是，香港教会界基本上从来没有严肃正视过上述的问题。英国圣公会牧师弗雷泽（Giles Fraser）一针见血：「属于『好人』的信仰」（the religion of "good people"）已经沦为类似打高尔夫球或听音乐会的人类活动之一，导致基督教被锁在私人祈祷中，放弃了对现实的批判性参与¹⁸──简而言之，就是「私人俱乐部式的『离地』」。固然，香港自二战后就未逢真正的枪林弹雨是一个原因，但更多时是我们习惯安舒环境，并满足于表面意义的「崇拜」和「团契」，而忽略现世的困苦和挑战。不少香港教会领袖和信徒仍然难以明白「我们有时别无选择，只能为此而战」的现实，¹⁹致使我们对乌国局势的回应缺乏反思和深省，就算有代祷也没有从中对生命得出任何的觉醒，继读「返工放工休息睇YouTube」、「照常吃喝嫁娶」（太廿四38）的都市生活。但是，身在乌国的国民（当地人口有非常多的基督徒）无缘无故被邻国入侵，什至遭炮轰学校、医院，他们无可迴避什至需要以杀人来自卫。远在他方的香港教会，最起码要分清最基本的是非黑白（现实告诉我们这非理所当然），并小心以廉价的「信仰口号」、绝对主义（absolutism）什或「末日预言」来满足自己的道德思绪。

（分题为编者所加）

1.Gerhard von Rad, Predigten (Munich: Kaiser, 1972),p.56.
2.John Mark Mattox, St. Augustine and the Theory of Just War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2006),pp.4-5.
3.I bid.,pp.74,76-77,83-84.
4.I bid.,p.1.
5.Daniel R. Brunstetter & Cian O'Driscolled., Just War Thinkers: from Cicero to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 NY: Routledge, 2018),pp.51-52.
6.John Mark Mattox, St. Augustine and the Theory of Just War, p.123, ref.8: James E. Dougherty, The Bishops and Nuclear Weapons (Hamden: Archon, 1984),p.19.
7.Colin Patterson, "Just War Pacifism: Must it be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in Studiesin Christian Ethics, 2019, Vol.3 2(3),p.370.
8.Christiane Tietz, Victoria J. Barnetttrans., Karl Barth: A Life in Conflic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p.333.
9.Christiane Tietz, Karl Barth: A Life in Conflict, p.333, ref.167: Cf. the typoscript of Barth’s vote in the theological commission of the Swiss Church Federation, June 14, 1958, KBA11266.; Karl Barth, Fragments Graveand Gay (London: Collins, 1971),p.83.
10.Christiane Tietz, Karl Barth: A Life in Conflict, p.331, ref.145: Karl Kupisched., "Der Götzewackelt", Zeitkriti sche Au fsätze, Redenund Briefevon 1930 bis 1960 (Berlin: K. Vogt, 1961),p.173.
11.Colm Mc Keogh, The Political Realism of Reinhold Niebuhr: A Pragmatic Approach to Just War (New York: St. Martin's, 1997),pp.23-24,29-30.
12.Angela Stent, "The Putin Doctrine: A Move on Ukraine Has Always Been Part of the Plan", in Foreign Affairs, 27 Jan.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kraine/2022-01-27/putin-doctrine
13.内藤博文、『地政学で読む近现代史：対立する米中の「覇権の急所」はどこか』（东京都：KAWADE梦新书、2021）、页170-176。
14.Stephen Mihm, "Putin's Nuclear Threat Is Terrifying Even If He’s Bluffing", from Bloomberg, 28 Feb. 2022.https://www.ndtv.com/opinion/putins-nuclear-threat-is-terrifying-even-if-hes-bluffing-2794232
15.「史奈德×哈拉瑞：从乌克兰抵抗行动，看人类未来的可能性」，《思想空间》。https://www.linking.vision/?p=9391&utm_source=facebook.com&utm_medium=post&utm_campaign=LKFB_9391_220309&fbclid=IwAR1fBjuAjBc6nEXTkDoj67o4rCDH9_uu95dJJOZYdVjgBIc6zgVwZlLoWww
16.Sudha David-Wilp & Thomas Kleine-Brockhoff,“A New Germany How Putin’s Aggression Is Changing Berlin”,  from Foreign Affairs, 1 Mar.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germany/2022-03-01/new-germany
17.Oliver O'Donovan, The Just War Revisited (Car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3),p.13,17-18.
18.Giles Fraser, "Karl Barth taught us not to use religion to mask the stench of war", from The Guardian, 31 Dec. 2015.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belief/2015/dec/31/karl-barth-religion-stench-war-germany-first-world-war
19.Michael Walzer, Just and Unjust Wars:A Moral Argument with Historical Illustrations (Philadelphia: Basic, 2015),5thed.,p.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