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t we were in the wilderness, and there God speaks quite differently.”（但當我們在曠野，上帝說話的方式大不相同。）──德國舊約學者馮拉德（Gerhard von Rad，1901-1971）在一九五二年講道時回顧自己在二戰經歷監禁時所說的一句話¹

烏克蘭戰爭可能是近幾十年影響全球最大的戰爭之一，迄今帶來的人道危機，早已引起各界注目。當地及鄰國的慈善機構、教會亦紛紛表示有大量需要，很多人自然會作出適合的捐款。但問題可能不止於此。顯然，烏克蘭戰爭的全球效應已經超出我們過去對戰爭的了解。提供武器或資金給前線，不再只是國家層面或富豪才可以做到的事，地球各方的平民也能找到方法參與其中，不只外國人可以參與烏國志願軍，以資金支持烏國也變得非常容易。因此，社會難以迴避「可以直接『過數』支持烏克蘭官方組織嗎」等疑問。如是者，在這樣的一個時代，全球教會──包括香港的信仰群體──應該如何自處、回應？

關於戰爭與正義的中古討論

早期教父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 354-430）在羅馬帝國正受東方和北方外族侵擾時，寫下了經典的《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作為國教的基督教，自然無法逃避一個問題：一位基督徒如何在回應帝國的軍事指令之際，在上帝面前仍然有無愧的良心？奧古斯丁雖然沒有一本專門著作討論正義戰爭（just war）²，但他當然需要回應處境，提出正義戰爭的原則諸如：

• 為了保衛國家免受蠻族入侵
• 保護盟友
• 戰爭不應該為擴張領土
• 上帝可以以完美的正義指揮戰爭
• 和平是所有戰爭的恰當目標
• 戰爭中採取的所有行動都應受到軍事必要性的限制
• 神職人員不應拿起武器
• 應該向俘虜和非戰鬥人員顯示憐憫和耐性
• 對敵人信守承諾 ³

無怪乎傳統經常認為奧古斯丁是相關理論在西方發展的重要人物，⁴以致後來不少基督徒表明要發動「神聖戰爭」（如十字軍、騎士）時，總是援引這位活躍於四世紀末、五世紀初的主教。甚至直到十三世紀，出生在烽火連天時代的「神學大師」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論及正義戰爭時，仍然受到奧古斯丁的影響。⁵然而，正因教會歷史充滿血腥的教訓，讓人痛恨任何假上帝之名而發起的「（假）正義戰爭」，又如一位軍事專家說過「基督除了斷言政治權力來自上帝、人應該同時順從兩種不同的管轄權（但以上帝的主權為首）之外，沒有教導任何具體的政治神學」⁶，基督教傳統確實對戰爭態度沒有一致說法，⁷正好反映墮落的人類世界十分複雜，也讓基督徒不得不非常慎重看待任何形式的戰爭行為（或某程度上地參與其中）及採取絕對的和平主義。

近代絕對和平主義的問題

時至今日，烏克蘭戰爭使人深切關注核戰爭和軍事競賽。其實瑞士神學家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早已預視：一九四五年美國向日本投下原子彈之後，戰爭問題將發生根本的轉變。⁸不過，二戰後他所持守的「核武不可能構成自衛或正義戰爭」⁹和「西德軍事化將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¹⁰已不合宜。宛如美國神學家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在一九三〇年代末大力批判無視納粹橫行的和平主義，源於他看見美國人（包括教會）逃避道德責任，且對歷史的和平有錯誤期望，¹¹同理，假若今日教會仍然認為擁有核武的國家應該棄核和反對德國擴軍，根本無助歐洲以至全球走向和平。

普京的想法近看是意圖「扭轉蘇聯解體的後果」¹²、「復興俄羅斯帝國」，遠則承繼了俄國長久擴張西邊國界的縱深國防意識，¹³在千絲萬縷的脈絡下不可能一句「不要戰爭」（No War）就可以叫眾人「平安地去吧」（雅二16，《新漢語譯本》，下同）。一方面，俄軍之前攻擊歐洲最大的核電廠，以及普京露出「核武牌」的舉動，已經使愈來愈多學者開始質疑冷戰時流行的「相互保證毀滅理論」（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MAD），正如彭博通訊社今年二月廿八日的一篇評論所指：

「我們現在面臨一個完全不同秩序的挑戰，一位受委屈和自豪感驅使的領導人正在利用核威懾在歐洲打一場陸戰。在此過程中，普京顛覆了舊學說。」¹⁴

核威懾下的國際新格局

另一方面，以色列歷史學家哈拉瑞（Yuval Harari, 1976-）說：

「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一個猶太人和以色列人，我們知道你們不是納粹。你們不需要反覆證明這件事。你們也不需要害怕如果舉起一把槍，或是提高音量，別人就會覺得你們是納粹。我們知道你們不是。我們需要德國做的，是站出來領導大家。德國現在是歐洲的領導國之一。」¹⁵

首先，問題不在擁有核武是否一件值得自豪的事，而是現實中不可能再成功說服國家放棄核武。無論烏國在一九九四年因為甚麼原因而放棄核武，可能是因為當年太窮無能力保養核武、相信《布達佩斯安全保障備忘錄》（Budapest Memorandum on Security Assurances）能提供安全保障等等，其遭遇無疑向全球再次證實了核震懾的必要。

第二，德國在二戰後確實對俄羅斯有罪咎感，蘇聯解體後亦曾相信合作較反俄有更大機會換取歐洲的和平。但事實擺在面前，這種樂觀主義已經走到盡頭，德國大幅增加國防預算（總理承諾在二〇二二年投資一千億歐元）已是大勢所趨。其他歐洲小國也紛紛隨機應變，譬如拉脫維亞國防部長已請求德方提供武器。借用一些研究德國的學者之說法，世界可能會迎來現代第六個德國的誕生：一個願意行使軍事力量來捍衛（歐洲）民主自由價值的德國。¹⁶可以說，歐洲整體對德國壯大的心理芥蒂可能會因為俄羅斯的實際威脅而最終打破。

綜合以上兩點，國際格局很大機會走向一個全新的向度。英國前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 1874-1965）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在美國演說時提到的「鐵幕」（Iron Curtain）已經重新被築起。新冷戰已經成形，只是比絕大多數人想像中都來得快。

基督教：「好人」的信仰？

以上種種，再加上我們已經透過這場戰爭察覺到無人戰機、網絡戰和社交媒體如何大幅改變現代戰爭的面貌，置身風雲世代，全球教會更應迅速調整過時的看法，察看上帝的旨意，嘗試作出關乎正義的判斷，並建立一套可以回應時代變化的框架，以免基督信仰被利用來掩蓋戰爭的惡臭，或成為絕對和平主義的「護身符」。英國聖公會政治神學家奧多諾萬（Oliver O'Donovan, 1945-）的提醒非常有意思：現代社會喪失了審慎的視角，忘記了正義戰爭其實不是一種理論，而是一種實踐理性的建議，在一個不可能逃避戰爭的世界中嘗試判斷正義所在。¹⁷

可惜的是，香港教會界基本上從來沒有嚴肅正視過上述的問題。英國聖公會牧師弗雷澤（Giles Fraser）一針見血：「屬於『好人』的信仰」（the religion of "good people"）已經淪為類似打高爾夫球或聽音樂會的人類活動之一，導致基督教被鎖在私人祈禱中，放棄了對現實的批判性參與¹⁸──簡而言之，就是「私人俱樂部式的『離地』」。固然，香港自二戰後就未逢真正的槍林彈雨是一個原因，但更多時是我們習慣安舒環境，並滿足於表面意義的「崇拜」和「團契」，而忽略現世的困苦和挑戰。不少香港教會領袖和信徒仍然難以明白「我們有時別無選擇，只能為此而戰」的現實，¹⁹致使我們對烏國局勢的回應缺乏反思和深省，就算有代禱也沒有從中對生命得出任何的覺醒，繼讀「返工放工休息睇YouTube」、「照常吃喝嫁娶」（太廿四38）的都市生活。但是，身在烏國的國民（當地人口有非常多的基督徒）無緣無故被鄰國入侵，甚至遭炮轟學校、醫院，他們無可迴避甚至需要以殺人來自衛。遠在他方的香港教會，最起碼要分清最基本的是非黑白（現實告訴我們這非理所當然），並小心以廉價的「信仰口號」、絕對主義（absolutism）甚或「末日預言」來滿足自己的道德思緒。

（分題為編者所加）

1.Gerhard von Rad, Predigten (Munich: Kaiser, 1972),p.56.
2.John Mark Mattox, St. Augustine and the Theory of Just War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2006),pp.4-5.
3.I bid.,pp.74,76-77,83-84.
4.I bid.,p.1.
5.Daniel R. Brunstetter & Cian O'Driscolled., Just War Thinkers: from Cicero to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 NY: Routledge, 2018),pp.51-52.
6.John Mark Mattox, St. Augustine and the Theory of Just War, p.123, ref.8: James E. Dougherty, The Bishops and Nuclear Weapons (Hamden: Archon, 1984),p.19.
7.Colin Patterson, "Just War Pacifism: Must it be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in Studiesin Christian Ethics, 2019, Vol.3 2(3),p.370.
8.Christiane Tietz, Victoria J. Barnetttrans., Karl Barth: A Life in Conflic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p.333.
9.Christiane Tietz, Karl Barth: A Life in Conflict, p.333, ref.167: Cf. the typoscript of Barth’s vote in the theological commission of the Swiss Church Federation, June 14, 1958, KBA11266.; Karl Barth, Fragments Graveand Gay (London: Collins, 1971),p.83.
10.Christiane Tietz, Karl Barth: A Life in Conflict, p.331, ref.145: Karl Kupisched., "Der Götzewackelt", Zeitkriti sche Au fsätze, Redenund Briefevon 1930 bis 1960 (Berlin: K. Vogt, 1961),p.173.
11.Colm Mc Keogh, The Political Realism of Reinhold Niebuhr: A Pragmatic Approach to Just War (New York: St. Martin's, 1997),pp.23-24,29-30.
12.Angela Stent, "The Putin Doctrine: A Move on Ukraine Has Always Been Part of the Plan", in Foreign Affairs, 27 Jan.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kraine/2022-01-27/putin-doctrine
13.內藤博文、『地政学で読む近現代史：対立する米中の「覇権の急所」はどこか』（東京都：KAWADE夢新書、2021）、頁170-176。
14.Stephen Mihm, "Putin's Nuclear Threat Is Terrifying Even If He’s Bluffing", from Bloomberg, 28 Feb. 2022.https://www.ndtv.com/opinion/putins-nuclear-threat-is-terrifying-even-if-hes-bluffing-2794232
15.「史奈德×哈拉瑞：從烏克蘭抵抗行動，看人類未來的可能性」，《思想空間》。https://www.linking.vision/?p=9391&utm_source=facebook.com&utm_medium=post&utm_campaign=LKFB_9391_220309&fbclid=IwAR1fBjuAjBc6nEXTkDoj67o4rCDH9_uu95dJJOZYdVjgBIc6zgVwZlLoWww
16.Sudha David-Wilp & Thomas Kleine-Brockhoff,“A New Germany How Putin’s Aggression Is Changing Berlin”,  from Foreign Affairs, 1 Mar.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germany/2022-03-01/new-germany
17.Oliver O'Donovan, The Just War Revisited (Car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3),p.13,17-18.
18.Giles Fraser, "Karl Barth taught us not to use religion to mask the stench of war", from The Guardian, 31 Dec. 2015.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belief/2015/dec/31/karl-barth-religion-stench-war-germany-first-world-war
19.Michael Walzer, Just and Unjust Wars:A Moral Argument with Historical Illustrations (Philadelphia: Basic, 2015),5thed.,p.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