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回港，因检疫要求，须要在酒店隔离三星期，我因而有时间阅读一部长达六百页有关法国劳工司铎（workers priests）的历史。就个人来说，法国劳工司铎的历史对我有很重大的影响，它引导我后来参与城市乡村宣教运动（Urban Rural Mission）。
一九四三年，还在二次大战时，有一本书面世，名叫《法国：宣教的国家？》（France, Country of Mission?）。书中提到从教会的角度出发，法国人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实践信仰的人民，对信仰冷漠、但在生活中保存某些教会传统的人民，及完全离开基督宗教的人民。概括来说，八至九百万的工人都属于第三类型。在工人集中的社区中的牧区，好像自成一角，跟外面社会没有关系，工人跟外面也没有接触。因此，在那里需要的教会使命，不是将人带入教堂内，而是走出去，将福音带到工人阶层之中。《法国：宣教的国家？》这本书确实有唤醒人心的作用。
另一个引发劳工司铎运动的要素，就是在二次大战后，大量神职人员及神学生从德国回到法国。他们当中有部份是跟随战败法国军队，被当作战俘被送到德国作苦工；有部份人是参与法国保卫工作，最终被送进集中营。最后一部份是大量神学生被征到德国打工，又或一些神父受到某种保护，而到德国去牧养为数七十万在德国做强迫劳工的法国工人。这些神职人员及神学生发觉自己极度融入人民的生活中，没有跟人民有任何隔离。
一九四四年初，因着教会高层的支持，一个新的宣教工作在巴黎开展。当时的想法是神职人员如何在工人群体中，从传讲福音变成活出福音。这不是为了让现存的堂区增加新人数，而是将教会植根在工人群体中间。由一九四七年开始，这个新的宣教运动已发展到其他城市。神职人员慢慢发现，工人群体间有很多他们从前不了解的素质，例如团结、对未来社会的盼望及憧憬、对人性美好的信任、追求世界的和平。神职人员亦跟共产主义的激进人士找到共同关怀的方向。
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前，罗马天主教会跟今天的情形很不同。神职人员跟一般人民是分开的，他们穿着神职人员的黑袍，弥撒及其他礼仪都是用拉丁文。在冷战时期，教廷不愿让神职人员跟共产党员走在一起。教宗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XII）公开宣称：「若要我在宣教功效及神职人员的操守中作选择，我会选择后者。」自一九五四年三月一日开始，教廷命令所有劳工司铎停止工作。教廷突如其来的决定，不但在教会内引发讨论，在教会外亦引起关注。工人司铎们对教廷命令的反应纷纭，当中有跟随教宗的决定，亦有人不理会教宗的要求，继续他们对工人的服侍。这禁令维持了十一年，直至教宗保禄六世（Pope Paul XI）继位后，准许少部份神父恢复工人司铎的工作。到了一九七九年，工人司铎的数目比一九五四年时已多出十倍，工人司铎运动继续发展。
在香港，过去多年天主教神职人员一直争取在工厂工作。他们既有工厂生活的经验，亦能跟工人一起。但是，这样的努力，虽然对神职人员是很珍贵的经验，但仍和一生跟工人群体打拼的事奉很不同。在香港，唯一跟工人群体走得最近的天主教团体是耶稣小姊妹会（Little Sisters of Jesus）。
香港工业化的高峰在上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但那时的工人群体仍跟法国工人群体不同。香港缺乏一个有长远历史及富有革命经验的工人运动。很多法国工人对教会言论不是不理睬，就是采取敌视的态度；而香港大多数工人却感到教会教导和他们的生活没有关系，什至有时看教会的教导为笑话。但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的经验，却清楚显示出耶稣基督的为人，是如何可以感动工人去跟随耶稣。
自上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香港经济已不断转变。过去的工厂区，有着不少聘请数以百计工人的工厂，但这一切不再存在，前线工人散落在不同角落。然而，香港仍然是一个宣教的地方，这里仍然需要有人将福音的信息，转变成工人能懂、能接受的信息，这使命从没有改变。
（「工作与福音」系列，由基督教工业委员会提供，作者陆汉思牧师为该会执委。同系列文章请见本报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