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回港，因檢疫要求，須要在酒店隔離三星期，我因而有時間閱讀一部長達六百頁有關法國勞工司鐸（workers priests）的歷史。就個人來說，法國勞工司鐸的歷史對我有很重大的影響，它引導我後來參與城市鄉村宣教運動（Urban Rural Mission）。
一九四三年，還在二次大戰時，有一本書面世，名叫《法國：宣教的國家？》（France, Country of Mission?）。書中提到從教會的角度出發，法國人可以分為三種類型：實踐信仰的人民，對信仰冷漠、但在生活中保存某些教會傳統的人民，及完全離開基督宗教的人民。概括來說，八至九百萬的工人都屬於第三類型。在工人集中的社區中的牧區，好像自成一角，跟外面社會沒有關係，工人跟外面也沒有接觸。因此，在那裡需要的教會使命，不是將人帶入教堂內，而是走出去，將福音帶到工人階層之中。《法國：宣教的國家？》這本書確實有喚醒人心的作用。
另一個引發勞工司鐸運動的要素，就是在二次大戰後，大量神職人員及神學生從德國回到法國。他們當中有部份是跟隨戰敗法國軍隊，被當作戰俘被送到德國作苦工；有部份人是參與法國保衛工作，最終被送進集中營。最後一部份是大量神學生被徵到德國打工，又或一些神父受到某種保護，而到德國去牧養為數七十萬在德國做強迫勞工的法國工人。這些神職人員及神學生發覺自己極度融入人民的生活中，沒有跟人民有任何隔離。
一九四四年初，因著教會高層的支持，一個新的宣教工作在巴黎開展。當時的想法是神職人員如何在工人群體中，從傳講福音變成活出福音。這不是為了讓現存的堂區增加新人數，而是將教會植根在工人群體中間。由一九四七年開始，這個新的宣教運動已發展到其他城市。神職人員慢慢發現，工人群體間有很多他們從前不瞭解的素質，例如團結、對未來社會的盼望及憧憬、對人性美好的信任、追求世界的和平。神職人員亦跟共產主義的激進人士找到共同關懷的方向。
在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前，羅馬天主教會跟今天的情形很不同。神職人員跟一般人民是分開的，他們穿著神職人員的黑袍，彌撒及其他禮儀都是用拉丁文。在冷戰時期，教廷不願讓神職人員跟共產黨員走在一起。教宗庇護十二世（Pope Pius XII）公開宣稱：「若要我在宣教功效及神職人員的操守中作選擇，我會選擇後者。」自一九五四年三月一日開始，教廷命令所有勞工司鐸停止工作。教廷突如其來的決定，不但在教會內引發討論，在教會外亦引起關注。工人司鐸們對教廷命令的反應紛紜，當中有跟隨教宗的決定，亦有人不理會教宗的要求，繼續他們對工人的服侍。這禁令維持了十一年，直至教宗保祿六世（Pope Paul XI）繼位後，准許少部份神父恢復工人司鐸的工作。到了一九七九年，工人司鐸的數目比一九五四年時已多出十倍，工人司鐸運動繼續發展。
在香港，過去多年天主教神職人員一直爭取在工廠工作。他們既有工廠生活的經驗，亦能跟工人一起。但是，這樣的努力，雖然對神職人員是很珍貴的經驗，但仍和一生跟工人群體打拼的事奉很不同。在香港，唯一跟工人群體走得最近的天主教團體是耶穌小姊妹會（Little Sisters of Jesus）。
香港工業化的高峰在上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但那時的工人群體仍跟法國工人群體不同。香港缺乏一個有長遠歷史及富有革命經驗的工人運動。很多法國工人對教會言論不是不理睬，就是採取敵視的態度；而香港大多數工人卻感到教會教導和他們的生活沒有關係，甚至有時看教會的教導為笑話。但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經驗，卻清楚顯示出耶穌基督的為人，是如何可以感動工人去跟隨耶穌。
自上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香港經濟已不斷轉變。過去的工廠區，有著不少聘請數以百計工人的工廠，但這一切不再存在，前線工人散落在不同角落。然而，香港仍然是一個宣教的地方，這裡仍然需要有人將福音的信息，轉變成工人能懂、能接受的信息，這使命從沒有改變。
（「工作與福音」系列，由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提供，作者陸漢思牧師為該會執委。同系列文章請見本報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