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普良瘟疫」（Plague of Cyprian）是指公元三世纪中叶在罗马帝国的一场大流行病，对帝国的政治和经济构成严重的挫折。早期教父居普良（Cyprian，约210-258）在这段期间提出基督徒面对疫情的态度，影响广泛，因而历史学者以他命名这场疫病。近代学者对「居普良瘟疫」有广泛的研究，尤其是在近几年，对于基督教历史上的多场瘟疫，作出广泛的讨论。虽然有关研究成果仍在不断面世，但本文尝试就近期英语论述的启发，提出一些可供思考的地方。期待抛砖引玉，引发更多睿见。

「居普良瘟疫」大约在公元249年至262年期间爆发（瘟疫的早期阶段可能要再稍早一些），现今没有足够资料确定罗马帝国因瘟疫而死亡的人数。不过，从个别地区（主要是大城市）的报告，在瘟疫爆发的高峰期，死亡或逃离城市的人数，可能高达帝国人口的三分一至一半以上。瘟疫的起因没法判断，推测可能是由于天花、流感，什至是伊波拉病毒等病毒性出血热。由于当时医疗系统没法应付大规模的疫情，在高峰时仅罗马城一天就死了五千人。许多人逃离城市，人口急速下降。

当时北非迦太基的基督教会主教居普良撰写着作，提醒基督徒在这危机中的态度，成为在历史上完整提出面对瘟疫的神学的第一人。历史学者以他命名这场瘟疫，可想而知他的观点具有相当意义。这时候罗马帝国政权开始迫害基督教会，从公元三世纪上半叶较宽松的容忍政策，改变成公元250年罗马皇帝德修（Decius）及后对教会的严厉迫害。尤其是在迦太基地区，居普良就是死于继任的皇帝瓦勒里安（Valerian）的迫害之下。在跟着下来的半个世纪，教会一直面对重重困境，但基督徒处理瘟疫的态度，却对许多人留下深刻印象。

逼迫里的瘟疫见证

在早期教会史中，大规模的天灾一直存在。耶路撒冷在罗马皇帝革老丢统治年间（公元41-51年）遭遇大饥荒，驱使使徒保罗到其他地区教会筹款，资助在耶路撒冷的信徒，这是他在对哥林多的书信中讨论捐献的背景（林前十六1-4；林后八1-九15）。从公元165年至180年，被称为「安东尼瘟疫」（Antonine Plague）或「加仑瘟疫」（Plague of Galen，以描述这场瘟疫的希腊医生加伦命名）的流行病席卷了罗马帝国，毁灭了罗马帝国四分之一人口，导致帝国由盛而衰。然而，教会历史学者认为，「安东尼瘟疫」是公元二世纪基督教广泛传播的理由之一。因为面对着严重的灾疫，基督徒勇于照顾病人，提供了有别于世俗的属灵理解。

相同的历史，在公元三世纪再次出现。在「居普良瘟疫」期间，教会面临罗马帝国相当严重的逼迫，但非基督徒与基督徒如何对待瘟疫的差异，却让人留下深刻印象。教会历史学者优西比乌（Eusebius，约260-约339）提到，那时候瘟疫紧接着战争而来。由于疫情严重，许多未信者在染疫者病情初发时，已经离弃患病的家人。病者尚未逝去，就被人扔进路旁。人们把尚未埋葬的尸体当作污垢对待，以免疾病蔓延。相对之下，基督徒却如弟兄般仁慈待人，探望病患，提出供应，以至于许多照顾病患的信徒和教会领袖反倒死了。一般人只有言语的关怀，但基督徒却是采取行动，将生死置之度外，照顾病患。因此，当时许多基督徒因而离世，包括长老、执事和教会领袖。

当时，居普良撰写了〈论瘟疫〉（De mortalitate）一文，对瘟疫的症状作了文字描述。现今对这场疫症的理解，主要来自〈论瘟疫〉和数篇基督徒的文章。面对这场灾难，居普良提醒基督徒，不要为瘟疫的受害者感到悲伤，尤其是当他们离世前已信主，不必难过，而是要加倍努力照顾在世者的生命。由于他们的努力，基督徒的见证有着实质的影响。那些拥有基督徒群体的城市，其死亡率可能仅为其他城市的一半。

不抽离，带盼望

这并不是说基督徒比其他人更有「英雄气概」，愿意「为民众牺牲」这类电影语言。基督徒是正常人，面对严重的疫症，也会惧怕担心，遇见亲友染疫离世，同样会伤痛不已。然而，教会群体却比普遍社群多了两个特质，影响了他们有别于世间的态度。

首先，基督徒不愿意抽离世界，对于疫情期间的悲痛，身同感受。这意味着，他们虽然会忧心疫情安危，却会与那些被瘟疫困扰的人在一起，给予他们关怀。当然，基督徒不是医生护士，他们在病危者身旁，并没有治疗上的协助，但却陪伴着那些陷于孤单无望的人，一起面对人生最困难的一页。现今许多先进国家的医疗系统，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基督教的影响，在历史中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然而，协助在困境中的人能与主同行，却是在治疗中最重要的一环。

按此，我认为现今对疫情的防範和处理，其中一个不能忽略的环节，就是对于染疫者的关怀和同行。对于疫情的扩散，固然需要提供治疗，但过度把人与人之间分隔，什至对染疫者置于孤单的境况，尽管不是公元三世纪般那些被抛在路旁的人，可是造成的伤害，却是不可忽视的。当时基督徒对于罗马政权的措施无力改变，不过他们愿意尽力在自己能提供的关心下，照料那些被人遗弃的人。无疑，许多基督徒要为此付出代价，但在众人的心中，却作出了信仰的见证。

另一个特质是在于，基督徒为这世界带来了永恒的盼望，哪怕现今是在无望的境况中。那当然是源自圣经的教训，给了超越现世困扰的期待。然而，教会领袖并不是只有口惠，他们是以行动作出关心，而同时为对方提供永生的祝福。在「居普良瘟疫」期间，基督徒在照顾病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在埋葬死者时积极提供照顾。然而，不少基督徒也染疫离世。可是，那些因病死亡的基督徒，却会视自己是殉道者，同时为那些愿意改变信仰的非信徒，提供了在基督来世获得奖励的可能性。最终，这一事件不仅加强了民众对基督教信仰的认受（即使当时是要面对帝国的强烈迫害），而且有助于将基督教传播到帝国和地中海世界的最远端。

在永恒和现世之间的接轨，让基督教信仰成为许多人在危难中拥有盼望的原因。当然，现实是有众多不便和风险，但基督徒在生活中的力量，吸引许多人在无能为力之际，寻得盼望的来源。基督教在公元四世纪初得到君士坦丁的认受，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源于多个世纪以来面对困境中所流露的生命力量。

危机，没有改变大使命

历史学者认为，「居普良瘟疫」见证了罗马帝国的终结。在疫情的影响下，帝国的结构受到破坏，影响了跟着下来半世纪政局的动盪不安。然而，瘟疫带来迫在眉睫的死亡威胁，以及许多基督徒面对瘟疫时的坚定信念，为这信仰赢得了许多人。始终，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暂时可能受眼前境况困扰而陷于混乱，但长期而言，他们可以确定谁是在真正施予援手的人。

在早期教会的三百年历史中，教会面对政权压力之际，差不多每个世纪都是要处于瘟疫的艰难中。然而，从教会历史中可见，基督教会准备好在这些困难中继续传教，而危机并没有改变教会一直领受的大使命。

当今全球教会面临的挑战是在于，基督徒有否在充满动盪不安的情况下，确定他们的信仰所赋予的意义，并且向世界见证这份盼望？随着近年全球基督教的衰落，在许多地方教会要面对极多困境，不过反过来说，这也是基督徒深切反省的机会。当每一处都是在危机之际，基督徒是否知道他们在信仰上的挑战，以及可否领受使命，在逆境中见证信仰。

（关于「居普良瘟疫」的研究，尤其参：Sabine R. Huebner, “The “Plague of Cyprian”: A revised view of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a 3rd-c. CE pandemic,” 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这篇文章审视了这一疫病的主要证据，修正了对其起源、时间表和传播的理解，包括改变了以往在坊间常见的判断，提供了更可靠的讨论基础。）

（分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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