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普良瘟疫」（Plague of Cyprian）是指公元三世紀中葉在羅馬帝國的一場大流行病，對帝國的政治和經濟構成嚴重的挫折。早期教父居普良（Cyprian，約210-258）在這段期間提出基督徒面對疫情的態度，影響廣泛，因而歷史學者以他命名這場疫病。近代學者對「居普良瘟疫」有廣泛的研究，尤其是在近幾年，對於基督教歷史上的多場瘟疫，作出廣泛的討論。雖然有關研究成果仍在不斷面世，但本文嘗試就近期英語論述的啟發，提出一些可供思考的地方。期待拋磚引玉，引發更多睿見。

「居普良瘟疫」大約在公元249年至262年期間爆發（瘟疫的早期階段可能要再稍早一些），現今沒有足夠資料確定羅馬帝國因瘟疫而死亡的人數。不過，從個別地區（主要是大城市）的報告，在瘟疫爆發的高峰期，死亡或逃離城市的人數，可能高達帝國人口的三分一至一半以上。瘟疫的起因沒法判斷，推測可能是由於天花、流感，甚至是伊波拉病毒等病毒性出血熱。由於當時醫療系統沒法應付大規模的疫情，在高峰時僅羅馬城一天就死了五千人。許多人逃離城市，人口急速下降。

當時北非迦太基的基督教會主教居普良撰寫著作，提醒基督徒在這危機中的態度，成為在歷史上完整提出面對瘟疫的神學的第一人。歷史學者以他命名這場瘟疫，可想而知他的觀點具有相當意義。這時候羅馬帝國政權開始迫害基督教會，從公元三世紀上半葉較寬鬆的容忍政策，改變成公元250年羅馬皇帝德修（Decius）及後對教會的嚴厲迫害。尤其是在迦太基地區，居普良就是死於繼任的皇帝瓦勒里安（Valerian）的迫害之下。在跟著下來的半個世紀，教會一直面對重重困境，但基督徒處理瘟疫的態度，卻對許多人留下深刻印象。

逼迫裡的瘟疫見證

在早期教會史中，大規模的天災一直存在。耶路撒冷在羅馬皇帝革老丟統治年間（公元41-51年）遭遇大饑荒，驅使使徒保羅到其他地區教會籌款，資助在耶路撒冷的信徒，這是他在對哥林多的書信中討論捐獻的背景（林前十六1-4；林後八1-九15）。從公元165年至180年，被稱為「安東尼瘟疫」（Antonine Plague）或「加侖瘟疫」（Plague of Galen，以描述這場瘟疫的希臘醫生加倫命名）的流行病席捲了羅馬帝國，毀滅了羅馬帝國四分之一人口，導致帝國由盛而衰。然而，教會歷史學者認為，「安東尼瘟疫」是公元二世紀基督教廣泛傳播的理由之一。因為面對著嚴重的災疫，基督徒勇於照顧病人，提供了有別於世俗的屬靈理解。

相同的歷史，在公元三世紀再次出現。在「居普良瘟疫」期間，教會面臨羅馬帝國相當嚴重的逼迫，但非基督徒與基督徒如何對待瘟疫的差異，卻讓人留下深刻印象。教會歷史學者優西比烏（Eusebius，約260-約339）提到，那時候瘟疫緊接著戰爭而來。由於疫情嚴重，許多未信者在染疫者病情初發時，已經離棄患病的家人。病者尚未逝去，就被人扔進路旁。人們把尚未埋葬的屍體當作污垢對待，以免疾病蔓延。相對之下，基督徒卻如弟兄般仁慈待人，探望病患，提出供應，以至於許多照顧病患的信徒和教會領袖反倒死了。一般人只有言語的關懷，但基督徒卻是採取行動，將生死置之度外，照顧病患。因此，當時許多基督徒因而離世，包括長老、執事和教會領袖。

當時，居普良撰寫了〈論瘟疫〉（De mortalitate）一文，對瘟疫的症狀作了文字描述。現今對這場疫症的理解，主要來自〈論瘟疫〉和數篇基督徒的文章。面對這場災難，居普良提醒基督徒，不要為瘟疫的受害者感到悲傷，尤其是當他們離世前已信主，不必難過，而是要加倍努力照顧在世者的生命。由於他們的努力，基督徒的見證有著實質的影響。那些擁有基督徒群體的城市，其死亡率可能僅為其他城市的一半。

不抽離，帶盼望

這並不是說基督徒比其他人更有「英雄氣概」，願意「為民眾犧牲」這類電影語言。基督徒是正常人，面對嚴重的疫症，也會懼怕擔心，遇見親友染疫離世，同樣會傷痛不已。然而，教會群體卻比普遍社群多了兩個特質，影響了他們有別於世間的態度。

首先，基督徒不願意抽離世界，對於疫情期間的悲痛，身同感受。這意味著，他們雖然會憂心疫情安危，卻會與那些被瘟疫困擾的人在一起，給予他們關懷。當然，基督徒不是醫生護士，他們在病危者身旁，並沒有治療上的協助，但卻陪伴著那些陷於孤單無望的人，一起面對人生最困難的一頁。現今許多先進國家的醫療系統，在很大程度上由於基督教的影響，在歷史中一步一步建立起來。然而，協助在困境中的人能與主同行，卻是在治療中最重要的一環。

按此，我認為現今對疫情的防範和處理，其中一個不能忽略的環節，就是對於染疫者的關懷和同行。對於疫情的擴散，固然需要提供治療，但過度把人與人之間分隔，甚至對染疫者置於孤單的境況，儘管不是公元三世紀般那些被拋在路旁的人，可是造成的傷害，卻是不可忽視的。當時基督徒對於羅馬政權的措施無力改變，不過他們願意盡力在自己能提供的關心下，照料那些被人遺棄的人。無疑，許多基督徒要為此付出代價，但在眾人的心中，卻作出了信仰的見證。

另一個特質是在於，基督徒為這世界帶來了永恆的盼望，哪怕現今是在無望的境況中。那當然是源自聖經的教訓，給了超越現世困擾的期待。然而，教會領袖並不是只有口惠，他們是以行動作出關心，而同時為對方提供永生的祝福。在「居普良瘟疫」期間，基督徒在照顧病人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並在埋葬死者時積極提供照顧。然而，不少基督徒也染疫離世。可是，那些因病死亡的基督徒，卻會視自己是殉道者，同時為那些願意改變信仰的非信徒，提供了在基督來世獲得獎勵的可能性。最終，這一事件不僅加強了民眾對基督教信仰的認受（即使當時是要面對帝國的強烈迫害），而且有助於將基督教傳播到帝國和地中海世界的最遠端。

在永恆和現世之間的接軌，讓基督教信仰成為許多人在危難中擁有盼望的原因。當然，現實是有眾多不便和風險，但基督徒在生活中的力量，吸引許多人在無能為力之際，尋得盼望的來源。基督教在公元四世紀初得到君士坦丁的認受，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源於多個世紀以來面對困境中所流露的生命力量。

危機，沒有改變大使命

歷史學者認為，「居普良瘟疫」見證了羅馬帝國的終結。在疫情的影響下，帝國的結構受到破壞，影響了跟著下來半世紀政局的動盪不安。然而，瘟疫帶來迫在眉睫的死亡威脅，以及許多基督徒面對瘟疫時的堅定信念，為這信仰贏得了許多人。始終，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暫時可能受眼前境況困擾而陷於混亂，但長期而言，他們可以確定誰是在真正施予援手的人。

在早期教會的三百年歷史中，教會面對政權壓力之際，差不多每個世紀都是要處於瘟疫的艱難中。然而，從教會歷史中可見，基督教會準備好在這些困難中繼續傳教，而危機並沒有改變教會一直領受的大使命。

當今全球教會面臨的挑戰是在於，基督徒有否在充滿動盪不安的情況下，確定他們的信仰所賦予的意義，並且向世界見證這份盼望？隨著近年全球基督教的衰落，在許多地方教會要面對極多困境，不過反過來說，這也是基督徒深切反省的機會。當每一處都是在危機之際，基督徒是否知道他們在信仰上的挑戰，以及可否領受使命，在逆境中見證信仰。

（關於「居普良瘟疫」的研究，尤其參：Sabine R. Huebner, “The “Plague of Cyprian”: A revised view of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a 3rd-c. CE pandemic,” 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這篇文章審視了這一疫病的主要證據，修正了對其起源、時間表和傳播的理解，包括改變了以往在坊間常見的判斷，提供了更可靠的討論基礎。）

（分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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