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都要遵守法例，否则不能独善其身。」感谢很忙碌的管牧温馨提醒教会不应享有特权。如今作为宗教场所的教会真的与其他场所平起平坐，同样被纳入疫苗通行证计划中。一直以被打压的中国教会作为一面镜的香港教会，久候多时终于迎来政权对教会的直接介入，教会此次应对不但可能决定往后的宗教政策，亦预示香港教会将在新时代成为怎样的教会。
表面无意干预宗教 教会实际没有选择
政权是次要求宗教场所关闭，规限只许受薪同工入内上班，乃至将场所纳入疫苗通行证中，当然可以理解为暂时性防疫措施，但背后指向更核心的，却是教会论的问题：教会该由谁定义？是否可以由政权以宗教场所之名，决定教会开放与否、谁人有资格进出？当教会一直恐惧政权以宗教政策干预宗教自由，是次防疫条例正好完美示範杀鸡焉用牛刀，例外常态下的新时代，实在有太多手段让政权进行治理。
当教会只觉不便，却不觉察背后的核心问题，容让自身成为政权定义的宗教场所，其实是拱手将教会的本质与使命让渡予政权决定。试想往后是否打了针的人才有资格参与聚会、领圣餐、受洗？是否无打针的人被永远排除在作为宗教场所的教会以外？打针与否凌驾一切，会否成为教会的第一诫？政权此种手段，可以杀教会一个措手不及，亦将教会推入一个尴尬位置，皆因政权表面上无意干预宗教自由，教会无法晓以宗教自由之大义进行回应，现实上却迫使教会屈从于防疫政策下，让教会失去选择的馀地，以世俗的法例凌驾教会内在的信条，将教会纳入为与其他群组无异的团体。
最棘手的问题恐怕还是，教会面对当前防疫政策背后的伦理、人观，乃至政权操作手段的失语，无法从自身的信仰及神学传统为教会的践行建立基础，故此很大机会只能还原至以典型行政思维与手段处理危机。这是什么意思？意即教会如世俗资本主义社会一样，以确保一切运作稳定、不受影响为前提，以多数人的利益为依归，有意无意无视少数人的需要，以求达成目标。当以上的思维已无意识地主导教会的教会观，结合信仰语言，就产生另一套可谓本色化的「荣耀神学」，什至衍生以属灵之名进行施压的公关灾难。若有教会当真不幸采纳如此思维做决定，可预期又会迎来另一波流失潮。
教牧无奈成为协助执法的一员
行文至此，目的并非单纯批评教会了事，在当下的香港，实在没有分裂的本钱。以上文字点出教会当前面临的危机同时，内心其实有一丝期盼：这次危机会否成为契机，让香港教会迈向真正成为教会？
当政权以宗教场所定义教会，教会的第一反应当然是明了教会不被四面墙限制，只要大家以不同方式聚在一起就是教会。但接着迎来的尴尬问题就是，既然聚集就是教会，亦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超脱任何的掣肘，堂会作为宗教场所的地方是否还如以前「吹奏」般重要？还是在这时代下已成为负资产？其实这都是老掉牙的问题，近几年亦早已有不同流散信仰群体出现，但如今真正面对场地被政权治理，或可说由场地牵引出的结构问题，正是迫使传统堂会要认真思考这敏感又可动摇基础的问题。
如此说来，当然并非天真地呼吁堂会一刀切，脱离宗教场所，但假若教会深知在往后的香港，要真正成为教会，可能只能地下化、非宗教化、流散化，如中国的家庭教会般，才有可能真实活出信仰，堂会是否仍要以宗教场所挂帅，或如何以这个场所配合教会发展，以何种新形态生存下去，就成了教会的当务之急。
回到当前迫切需要应对的疫苗通行证，对教会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看待、执行这架在教会颈上的地上之法，以及由之而引起属天律法与地上律法的张力。政权的陷阱无疑是，将教牧与坚持不打针的会友置于对立面，教牧无奈地成为监察者或协助执法的一员，会友则承受莫大的内心挣扎，什至可能是来自属灵及群体的无形压力。但其实这个对立面明显是外部施加的伪对立，关键仍是教会要以牧养人心为前提，而非存着解决问题的心态，尽早与会友坦诚沟通，让双方表达各自的考量、聆听彼此需要与难处，寻求能够达成共识又彼此尊重的可能。
在当前的法令下，这个共识必定不能两全其美，而更可能是一种默契的信任、一种真诚沟通下的同行与妥协、一种愿意以生命为首要的灵活牧养。如一些教牧朋友所言，当前处境许多事不宜说得太白、太高调，放在斗底下比灯臺上更安全，如何执行应对是考验教会的灵巧智慧，亦是印证整个群体多年来的关系。但相信唯有在足够的沟通与聆听下，教会与会友才能共同拆解这个炸弹，不致不欢而散。
要有承担风险的心理预备
不过面对是次情况，教会除了要拆弹，亦要认真面对以上所言，属天律法与地上律法的张力。这些说法多年来不时挂在嘴边，侃侃而谈，如今验证这些说法的时候到了，教会是否能言行一致，无负所言？此处无意施加压力予教会，毕竟在当下处境，大家都在惶恐中摸索生存空间，不是只有壮烈殉道一途。但当认真看待这个张力，意味教会不应心存侥幸，以为能一直明哲保身，躲在世俗赋予的宗教「特权」领域中享有自主。
如今地上的法明显凌驾什或限制属天律法，教会应有心理预备──假使真的活出教会见证、无负所信，教会随时要承担风险。再没有百份百安全、无风险的安心宗教生活，教会自身的身份就是「原罪」，从根本上就与世俗政权有潜在冲突，中国教会的见证已是前车可鑑。假若教会以为是次只要满足条例，什或主动迎合、勤力执法，就可保平安，可能是捉错用神，皆因政权是次已在宗教界打开缺口，方便随时可以防疫之名直接清算教会，情形与黄店被打击无异。与其惶恐规避、寻求自保，教会反而应坚持活出独特身份、当有的见证与灵性，才能避免两面不是人。
若教会漠视政权是次牵涉对教会本质与使命的挑战、对社会人伦的分化，只从防疫行政角度看待，其实是一步步让教会被驯化，真正成为宗教场所，只进行离地的私人宗教活动。其实经历社运洗礼后的教会，可能早已有所预备，寻求各种方式应对，什至觉得以上所言只是老调重弹。若真如此，留下来的香港教会就是正迈向重生的香港教会。
（分题由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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