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

约翰斯托得（John Stott）生平
＊1921-2011，享年90岁

【成长】

• 在伦敦长大，和家人常到当地灵风坊万灵堂（All Souls Church at Langham Place）聚会

• 往后就读剑桥大学，主修法语和神学

• 1945年，毕业后在万灵堂任圣职，并获圣公会按立成牧师

【职位】

• 1960年，成立圣公会福音团契

• 1969年，创办国际灵风合作夥伴组织，培训发展中国家的传道人和神学学者

• 曾分别成为英国圣公会福音议会（Church of England Evangelical Council）、全国福音派会议（National Assembly of Evangelicals）和英国福音联盟（Evangelical Alliance）主席

• 被任命为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的名誉牧师（honorary chaplain）逾三十年

• 1982年，成立伦敦当代基督教学院，旨在帮助信徒将圣经应用在当代问题上

【对世界的影响】

• 1974年，和葛培理牧师促成洛桑运动，反思教会面对世界的态度。葛培理认为他是「现今世上最受尊敬的神职人员」

•《时代杂志》把他与曼德拉和盖茨并列于2005年的一百个「最具影响力人士」名单中

• 一生写了逾五十本书，包括《当代基督十架》、《当代讲道艺术》、《信仰与社会责任》等，其中Basic Christianity《真理的寻索》被翻译成逾六十种语言，售出二百万本

（整理自当天的讲座内容与https://johnstott.org/life/）

斯托得。左起：四岁时、年少时就读拉格比公学（Rugby School）、1945年按立为牧师、老年时（Photo by Matthew Smith）

斯托得对「我」的影响

一、反思福音与社会的关系

关启文博士（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教授）：

从中学时期就开始阅读斯托得的书，当中Men Made New这本关于罗马书的注释书，读起来有困难，令他感受到圣经信息的深度，使他谦卑和继续学习。他在大学时，信仰面对理性的挑战，但当时华人教会的传统叫他不要想太多，要凭信心。而Your Mind Matters这本书，则令他明白在凭信心外，不等于不思考，埋下他追寻学术的种子，亦让他明白理性与信仰整合的重要。《洛桑信约》出现时，他正就读大学，同时面对学运冲击，信约结合社关和福音，使他受益不少。他亦从Christian Mission in the Modern World中了解更多相关概念，使他重新理解社会和信仰的关系。

思路．丰（年轻神学生）：

洛桑大会一再强调整全福音和整全使命，使他了解关顾受造世界、为困苦人秉行公义也是教会使命之一；而职场、媒体、艺术、科技和公共领域，也可以是基督徒实践使命的场景，事奉不只在堂会的岗位，亦在信徒所涉及的领域，让年轻信徒可在不同层面展现福音──在世界活出真理，让万物回归神创造的原意。从《当代讲道艺术》这书中他了解到「真理要与处境扣连」，信仰不可以「离地」。所以当他有机会在教会讲道时，也会努力实践。近两年他在网络上分享神学反思时，也是在实践这种精神。每当他看到社会议题或潮流文化时，他就想去搭通一条桥，让读者去发现其与基督信仰的关系。

温鎔欣（香港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年轻同工）：

她在大学时参与学生福音团契，现在则在机构当同工，她看到机构的理念深受斯托得影响，所以她在这些年的经历，都有斯托得的影子。例如洛桑大会的影响反映在院校团契的社关组中，以行动向人见证福音，亦使她从中学习到整全使命，在圣经中找答案去思考如何面对社会上的议题。她也明白到当代基督徒要双重聆听，一方面要从圣经中听上帝的话，同时也要听世界的声音；门徒是桥梁，要连结两边，也要相信福音依然适切于这个世界。

左起：关启文、思路．丰、温鎔欣

二、释经讲道

曾立华牧师（香港建道神学院前副院长）：

他在青少年时期参与查经班，被送赠Basic Christianity和Your Confirmation两本书，替他打了非常坚实的信仰基础，也使他确定了这一生对基督福音的确信。他在读神学时，内心有很多挣扎，因为年轻人心中有罪性，在神学院这被看为神圣的地方，他觉得自己很污秽；而Men Made New使他的生命得到解脱，更新了他对成圣的了解，人不能靠意志战胜自己的罪，而要凭信。他亦读了《为真道而战》这本书，也曾在香港和万灵堂聆听斯托得的讲道，被斯托得的风采吸引，而且感到内容很「落地」，使他决定往后用这种释经讲道方式在教会讲道。及后神学院委任他当讲道学教授，他便应用斯托得的做法在课堂中教学。

郭文俊牧师（中华宣道会友爱堂牧师）：

阅读过所有斯托得作品的他表示，在斯托得死后才认识这个名字，但斯托得却成为了他的牧者、老师和朋友，斯托得的思路与胸怀都为他带来影响。郭文俊指，在他刚做传道人时心灵缺乏，讲道「无货」，但在阅读斯托得的书籍后，「有说不出的灵感、神学、扎实的圣经基础由这些书内涌出来」。他祈盼香港信徒「能好好珍惜这位属灵伟人留下来的祝福」。此外，他指现今有八、九成返福音派教会的人不知什么是福音派，很多人慢慢轻视信仰的根基，面对新议题开始尝试从圣经东拼西凑，创造出似是疑非的神学。他盼望信徒教牧能像斯托得一样摒弃一切可以发挥的议题，回到信仰的原点。

左起：曾立华、郭文俊

三、生命的展现和气质

陈恩明牧师（基督教丰盛生命堂顾问牧师）：

他曾有机会翻译斯托得的书，因斯托得的讲道精彩，他也曾参考其讲章来讲道。The Preacher's Portrait这本书更告诉他，传道者其实是学道者，使他明白这是很重要的传道者气质。他于五十五岁退休，卸任主任牧师一职，和斯托得一样，他说某程度上此决定都受斯托得影响，不希望一直「霸住」这个位置。

谭志超博士（播道神学院教务长）：

由斯托得成立的国际灵风合作夥伴组织、成员之一的灵风基金，资助了不少学者在外国留学。曾受资助到苏格兰深造的谭志超，认识了灵风基金的同工Dr. Ian Shaw，他文质彬彬，像斯托得一样不是很健谈，却细心关顾谭志超一家。在剑桥的交流会上，谭志超又认识一对很有属灵感染力的长者夫妇Dr. Monty Barker及Rosemary，他们没有详述斯托得的思想，但从他们的关心和慰问当中，彷佛能看到斯托得的影子。虽然没有亲身见过斯托得，但从斯托得身边的人身上，感受到如何以生命影响生命。

左起：陈恩明、谭志超

国际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前副总干事翁伟业、福音证主协会副总干事（培训）吕庆雄博士、中国神学研究院圣经科助理教授薛霞霞博士亦在会上分享斯托得对他们的教导，使他们现在于服事上、待人处事上都有帮助。

 

斯托得对世界的影响

以圣经作为权威

斯托得除了影响不少信徒教牧，其影响更遍及全世界。中国神学研究院荣休院长周永健牧师提到，斯托得为二十世纪的福音信仰立下清晰的定义及诠释：福音派（evangelicalism）不是基督教的派别，福音信仰是传承了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什至可追溯至使徒时代正统信仰，涵盖及跨越不同宗派。斯托得不会以宗派来划分，他会以神的启示作为基础，秉承宗教改革的核心信念──唯读圣经、恩典、基督、信心。

周永健指，斯托得推崇的福音信仰，以圣经作为权威；虽然如此，但同时亦不轻视学术和哲学理性讨论，可以为福音信仰作合理的讲解和辩护。斯托得也为整全福音立下定义，强调救恩不只是个人灵魂的得救，更包含人类和万物的救赎。此外，过往福音信仰教会一直争论福音与社会关怀的关系，斯托得在有份草拟的《洛桑信约》提及，传福音与社会关怀虽不同，但两者同为教会的使命。

斯托得（左二）参与1978年洛桑世界福音委员会会议（资料图片）

起初并没立志要服侍世界

中国神学研究院天恩诺佑教席教授（神学科）雷竞业牧师从历史向度回顾斯托得的贡献，他形容斯托得为「意想不到的英雄」（unexpected hero）：斯托得被按立为圣公会牧师，其实并没有立志要服侍世界，但「全世界成为了他的牧场」。

斯托得之所以能在世界带来巨大影响，雷竞业认为其中的原因是白人有影响力。在斯托得的时代，第三世界的教会仍很幼嫩，中国教会亦会阅读西方福音派领袖的着作，相对上斯托得和葛培理（Billy Graham）有较大的影响力。所以洛桑会议能召开，也因白人相对上较有号召力，以致能邀请全球的领袖参与。

其次，斯托得代表福音教会夺回当时理性主义者的信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批判学、哲理、启蒙运动传到英语世界；而二十世纪初，保守教会当时从大宗派分裂出来，坚持基要信仰，但不知如何用理性和合理的方式回应，有点措手不及。而斯托得与其他圣经学者布鲁斯（F. F. Bruce）、D. J. Wiseman能回应当时的挑战，科学地读圣经，但又不将圣经历史抛诸脑后。

雷竞业提到，斯托得带来的影响包括社会关怀。在斯托得的那一代，开始有英美的神学家与社会文化对话。因此，斯托得所指的社会关怀不只是怜悯穷人而做慈惠工作，他认为神的真理与整个社会结构有关，当中包括转化社会。斯托得在牧会时更希望体会教区人的生活，不断反思福音与生活的关系。例如他在三十岁担任教区的主任牧师，逐家逐户探访，聆听区内人的需要；他接触一些贫穷的小孩，教他们踢足球，做他们的司机；他虽然不是擅长交际的人，但仍愿意与年轻人对话，细心聆听他们信仰和生命的问题；他亦开放自己的家让无家者休息，什至一起「瞓街」，体会他们的生活。

斯托得也是一个有普世合一心怀（ecumenical）的领袖。雷竞业指，斯托得在1952年认识葛培理，其后一起举办聚会，但有圣公会领袖认为葛培理是基要派的人，指圣公会人不应与基要派合作，但斯托得不怕别人的批评，认为是合神心意就照做。而作为圣公会牧者的他，又在相对较为灵恩的聚会Keswick movement上讲道。此外，曾有着名的牧者在公开的教会领袖聚会上，邀请所有福音派的领袖一起建立一个宗派，但斯托得不认同此做法，反而强调「福音派不是一个宗派，而是所有教会内忠于圣经的人」。因此，在洛桑会议，斯托得也提倡合一可有不同形式展现，例如在1974年草拟《洛桑信约》时，他特别邀请了第三世界的神学家做顾问。

竭力建立合乎三一神工作的教会观

香港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总干事蒋文忠博士则分析斯托得的教会观如何启发华人教会。蒋文忠提到，斯托得不喜欢别人称他为「保守的福音派」，反而形容自己是「激进的保守福音派」，只希望回应福音感召，追随基督的道路。斯托得认为「保守派」是指那些忠于维护传统地位、固步自封、不敢接受福音挑战，「而没有传扬活泼信心的宗教领袖」；「激进派」是指性情倾向极端化，例如倾向理性多于感受、思想倾向很保守，斯托得希望跨越极端派别作整合和贯通，按圣经来作批判思考和辩证。

斯托得以圣经为根基，竭力建立合乎三一神工作的教会观，透过圣灵和圣道，让教会明白启示，不断修正和改革教会。斯托得回应一些走向极端路线的派别，当中包括主张「理性至上，而非圣经至上」的自由派，希望他们能归回圣经，有合乎福音信仰的表述。对应现今教会的情况，蒋文忠又指，或许现在大家都用理性来掌握对神的认识，轻看被神光照的经历，但就如斯托得所讲，我们都需要圣灵的启蒙才能明白神的话语。此外，讲福音亦不能只强调爱的氛围、舒服的感受，而不讲耶稣，更要谈论人的罪。蒋文忠引用斯托得《当代神学对话》的论述，指真正的基督群体，是指人在灵里被释放，不是按人的需要和喜好而聚集的群体，他寄语今天教会也应反思是否如此。

在回应灵恩派时，斯托得体会到灵恩派对传统教会带来的冲击、表面的情感主义氾滥，他竭力回归圣经，表述圣灵的工作，重申自由的行动与人接受回应是没有优先次序，而且是共同创建上帝国度的丰富。蒋文忠引述《当代圣灵工作》，指教会是合一，是因同一位圣灵将不同恩赐分给所有信徒，「属灵的恩赐是服事的恩赐」，而不是凌驾于别人，以阶级、行为作标准来衡量属灵生命的高低。

回应基要派，斯托得认为福音派持守的不是古板过时、守旧的信仰，而是适切现代人，与时并进的信仰。蒋文忠引用《当代基督门徒》，指信徒应要忍受世人的敌视和憎恨，学像基督，走进世界实践使命。他观察到，现今有教会在移民潮下似乎仍关注购买堂址多于生命的需要，他鼓励教会与去和留的人同行。

左起：吕庆雄、雷竞业、蒋文忠、郭文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