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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斯托得（John Stott）生平
＊1921-2011，享年90歲

【成長】

• 在倫敦長大，和家人常到當地靈風坊萬靈堂（All Souls Church at Langham Place）聚會

• 往後就讀劍橋大學，主修法語和神學

• 1945年，畢業後在萬靈堂任聖職，並獲聖公會按立成牧師

【職位】

• 1960年，成立聖公會福音團契

• 1969年，創辦國際靈風合作夥伴組織，培訓發展中國家的傳道人和神學學者

• 曾分別成為英國聖公會福音議會（Church of England Evangelical Council）、全國福音派會議（National Assembly of Evangelicals）和英國福音聯盟（Evangelical Alliance）主席

• 被任命為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的名譽牧師（honorary chaplain）逾三十年

• 1982年，成立倫敦當代基督教學院，旨在幫助信徒將聖經應用在當代問題上

【對世界的影響】

• 1974年，和葛培理牧師促成洛桑運動，反思教會面對世界的態度。葛培理認為他是「現今世上最受尊敬的神職人員」

•《時代雜誌》把他與曼德拉和蓋茨並列於2005年的一百個「最具影響力人士」名單中

• 一生寫了逾五十本書，包括《當代基督十架》、《當代講道藝術》、《信仰與社會責任》等，其中Basic Christianity《真理的尋索》被翻譯成逾六十種語言，售出二百萬本

（整理自當天的講座內容與https://johnstott.org/life/）

斯托得。左起：四歲時、年少時就讀拉格比公學（Rugby School）、1945年按立為牧師、老年時（Photo by Matthew Smith）

斯托得對「我」的影響

一、反思福音與社會的關係

關啟文博士（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教授）：

從中學時期就開始閱讀斯托得的書，當中Men Made New這本關於羅馬書的註釋書，讀起來有困難，令他感受到聖經信息的深度，使他謙卑和繼續學習。他在大學時，信仰面對理性的挑戰，但當時華人教會的傳統叫他不要想太多，要憑信心。而Your Mind Matters這本書，則令他明白在憑信心外，不等於不思考，埋下他追尋學術的種子，亦讓他明白理性與信仰整合的重要。《洛桑信約》出現時，他正就讀大學，同時面對學運衝擊，信約結合社關和福音，使他受益不少。他亦從Christian Mission in the Modern World中了解更多相關概念，使他重新理解社會和信仰的關係。

思路．豐（年輕神學生）：

洛桑大會一再強調整全福音和整全使命，使他了解關顧受造世界、為困苦人秉行公義也是教會使命之一；而職場、媒體、藝術、科技和公共領域，也可以是基督徒實踐使命的場景，事奉不只在堂會的崗位，亦在信徒所涉及的領域，讓年輕信徒可在不同層面展現福音──在世界活出真理，讓萬物回歸神創造的原意。從《當代講道藝術》這書中他了解到「真理要與處境扣連」，信仰不可以「離地」。所以當他有機會在教會講道時，也會努力實踐。近兩年他在網絡上分享神學反思時，也是在實踐這種精神。每當他看到社會議題或潮流文化時，他就想去搭通一條橋，讓讀者去發現其與基督信仰的關係。

溫鎔欣（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年輕同工）：

她在大學時參與學生福音團契，現在則在機構當同工，她看到機構的理念深受斯托得影響，所以她在這些年的經歷，都有斯托得的影子。例如洛桑大會的影響反映在院校團契的社關組中，以行動向人見證福音，亦使她從中學習到整全使命，在聖經中找答案去思考如何面對社會上的議題。她也明白到當代基督徒要雙重聆聽，一方面要從聖經中聽上帝的話，同時也要聽世界的聲音；門徒是橋樑，要連結兩邊，也要相信福音依然適切於這個世界。

左起：關啟文、思路．豐、溫鎔欣

二、釋經講道

曾立華牧師（香港建道神學院前副院長）：

他在青少年時期參與查經班，被送贈Basic Christianity和Your Confirmation兩本書，替他打了非常堅實的信仰基礎，也使他確定了這一生對基督福音的確信。他在讀神學時，內心有很多掙扎，因為年輕人心中有罪性，在神學院這被看為神聖的地方，他覺得自己很污穢；而Men Made New使他的生命得到解脫，更新了他對成聖的了解，人不能靠意志戰勝自己的罪，而要憑信。他亦讀了《為真道而戰》這本書，也曾在香港和萬靈堂聆聽斯托得的講道，被斯托得的風采吸引，而且感到內容很「落地」，使他決定往後用這種釋經講道方式在教會講道。及後神學院委任他當講道學教授，他便應用斯托得的做法在課堂中教學。

郭文俊牧師（中華宣道會友愛堂牧師）：

閱讀過所有斯托得作品的他表示，在斯托得死後才認識這個名字，但斯托得卻成為了他的牧者、老師和朋友，斯托得的思路與胸懷都為他帶來影響。郭文俊指，在他剛做傳道人時心靈缺乏，講道「無貨」，但在閱讀斯托得的書籍後，「有說不出的靈感、神學、扎實的聖經基礎由這些書內湧出來」。他祈盼香港信徒「能好好珍惜這位屬靈偉人留下來的祝福」。此外，他指現今有八、九成返福音派教會的人不知甚麼是福音派，很多人慢慢輕視信仰的根基，面對新議題開始嘗試從聖經東拼西湊，創造出似是疑非的神學。他盼望信徒教牧能像斯托得一樣摒棄一切可以發揮的議題，回到信仰的原點。

左起：曾立華、郭文俊

三、生命的展現和氣質

陳恩明牧師（基督教豐盛生命堂顧問牧師）：

他曾有機會翻譯斯托得的書，因斯托得的講道精彩，他也曾參考其講章來講道。The Preacher's Portrait這本書更告訴他，傳道者其實是學道者，使他明白這是很重要的傳道者氣質。他於五十五歲退休，卸任主任牧師一職，和斯托得一樣，他說某程度上此決定都受斯托得影響，不希望一直「霸住」這個位置。

譚志超博士（播道神學院教務長）：

由斯托得成立的國際靈風合作夥伴組織、成員之一的靈風基金，資助了不少學者在外國留學。曾受資助到蘇格蘭深造的譚志超，認識了靈風基金的同工Dr. Ian Shaw，他文質彬彬，像斯托得一樣不是很健談，卻細心關顧譚志超一家。在劍橋的交流會上，譚志超又認識一對很有屬靈感染力的長者夫婦Dr. Monty Barker及Rosemary，他們沒有詳述斯托得的思想，但從他們的關心和慰問當中，彷彿能看到斯托得的影子。雖然沒有親身見過斯托得，但從斯托得身邊的人身上，感受到如何以生命影響生命。

左起：陳恩明、譚志超

國際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前副總幹事翁偉業、福音證主協會副總幹事（培訓）呂慶雄博士、中國神學研究院聖經科助理教授薛霞霞博士亦在會上分享斯托得對他們的教導，使他們現在於服事上、待人處事上都有幫助。

 

斯托得對世界的影響

以聖經作為權威

斯托得除了影響不少信徒教牧，其影響更遍及全世界。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周永健牧師提到，斯托得為二十世紀的福音信仰立下清晰的定義及詮釋：福音派（evangelicalism）不是基督教的派別，福音信仰是傳承了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甚至可追溯至使徒時代正統信仰，涵蓋及跨越不同宗派。斯托得不會以宗派來劃分，他會以神的啟示作為基礎，秉承宗教改革的核心信念──唯讀聖經、恩典、基督、信心。

周永健指，斯托得推崇的福音信仰，以聖經作為權威；雖然如此，但同時亦不輕視學術和哲學理性討論，可以為福音信仰作合理的講解和辯護。斯托得也為整全福音立下定義，強調救恩不只是個人靈魂的得救，更包含人類和萬物的救贖。此外，過往福音信仰教會一直爭論福音與社會關懷的關係，斯托得在有份草擬的《洛桑信約》提及，傳福音與社會關懷雖不同，但兩者同為教會的使命。

斯托得（左二）參與1978年洛桑世界福音委員會會議（資料圖片）

起初並沒立志要服侍世界

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雷競業牧師從歷史向度回顧斯托得的貢獻，他形容斯托得為「意想不到的英雄」（unexpected hero）：斯托得被按立為聖公會牧師，其實並沒有立志要服侍世界，但「全世界成為了他的牧場」。

斯托得之所以能在世界帶來巨大影響，雷競業認為其中的原因是白人有影響力。在斯托得的時代，第三世界的教會仍很幼嫩，中國教會亦會閱讀西方福音派領袖的著作，相對上斯托得和葛培理（Billy Graham）有較大的影響力。所以洛桑會議能召開，也因白人相對上較有號召力，以致能邀請全球的領袖參與。

其次，斯托得代表福音教會奪回當時理性主義者的信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德國批判學、哲理、啟蒙運動傳到英語世界；而二十世紀初，保守教會當時從大宗派分裂出來，堅持基要信仰，但不知如何用理性和合理的方式回應，有點措手不及。而斯托得與其他聖經學者布魯斯（F. F. Bruce）、D. J. Wiseman能回應當時的挑戰，科學地讀聖經，但又不將聖經歷史拋諸腦後。

雷競業提到，斯托得帶來的影響包括社會關懷。在斯托得的那一代，開始有英美的神學家與社會文化對話。因此，斯托得所指的社會關懷不只是憐憫窮人而做慈惠工作，他認為神的真理與整個社會結構有關，當中包括轉化社會。斯托得在牧會時更希望體會教區人的生活，不斷反思福音與生活的關係。例如他在三十歲擔任教區的主任牧師，逐家逐戶探訪，聆聽區內人的需要；他接觸一些貧窮的小孩，教他們踢足球，做他們的司機；他雖然不是擅長交際的人，但仍願意與年輕人對話，細心聆聽他們信仰和生命的問題；他亦開放自己的家讓無家者休息，甚至一起「瞓街」，體會他們的生活。

斯托得也是一個有普世合一心懷（ecumenical）的領袖。雷競業指，斯托得在1952年認識葛培理，其後一起舉辦聚會，但有聖公會領袖認為葛培理是基要派的人，指聖公會人不應與基要派合作，但斯托得不怕別人的批評，認為是合神心意就照做。而作為聖公會牧者的他，又在相對較為靈恩的聚會Keswick movement上講道。此外，曾有著名的牧者在公開的教會領袖聚會上，邀請所有福音派的領袖一起建立一個宗派，但斯托得不認同此做法，反而強調「福音派不是一個宗派，而是所有教會內忠於聖經的人」。因此，在洛桑會議，斯托得也提倡合一可有不同形式展現，例如在1974年草擬《洛桑信約》時，他特別邀請了第三世界的神學家做顧問。

竭力建立合乎三一神工作的教會觀

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總幹事蔣文忠博士則分析斯托得的教會觀如何啟發華人教會。蔣文忠提到，斯托得不喜歡別人稱他為「保守的福音派」，反而形容自己是「激進的保守福音派」，只希望回應福音感召，追隨基督的道路。斯托得認為「保守派」是指那些忠於維護傳統地位、固步自封、不敢接受福音挑戰，「而沒有傳揚活潑信心的宗教領袖」；「激進派」是指性情傾向極端化，例如傾向理性多於感受、思想傾向很保守，斯托得希望跨越極端派別作整合和貫通，按聖經來作批判思考和辯證。

斯托得以聖經為根基，竭力建立合乎三一神工作的教會觀，透過聖靈和聖道，讓教會明白啟示，不斷修正和改革教會。斯托得回應一些走向極端路線的派別，當中包括主張「理性至上，而非聖經至上」的自由派，希望他們能歸回聖經，有合乎福音信仰的表述。對應現今教會的情況，蔣文忠又指，或許現在大家都用理性來掌握對神的認識，輕看被神光照的經歷，但就如斯托得所講，我們都需要聖靈的啟蒙才能明白神的話語。此外，講福音亦不能只強調愛的氛圍、舒服的感受，而不講耶穌，更要談論人的罪。蔣文忠引用斯托得《當代神學對話》的論述，指真正的基督群體，是指人在靈裡被釋放，不是按人的需要和喜好而聚集的群體，他寄語今天教會也應反思是否如此。

在回應靈恩派時，斯托得體會到靈恩派對傳統教會帶來的衝擊、表面的情感主義氾濫，他竭力回歸聖經，表述聖靈的工作，重申自由的行動與人接受回應是沒有優先次序，而且是共同創建上帝國度的豐富。蔣文忠引述《當代聖靈工作》，指教會是合一，是因同一位聖靈將不同恩賜分給所有信徒，「屬靈的恩賜是服事的恩賜」，而不是凌駕於別人，以階級、行為作標準來衡量屬靈生命的高低。

回應基要派，斯托得認為福音派持守的不是古板過時、守舊的信仰，而是適切現代人，與時並進的信仰。蔣文忠引用《當代基督門徒》，指信徒應要忍受世人的敵視和憎恨，學像基督，走進世界實踐使命。他觀察到，現今有教會在移民潮下似乎仍關注購買堂址多於生命的需要，他鼓勵教會與去和留的人同行。

左起：呂慶雄、雷競業、蔣文忠、郭文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