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后全球的教会生活不再一样了。经过近两年疫情的困扰,不同城市的教会生态因政府的封闭令或限聚令而深受影响。
当思考教会前面如何走时,我们习惯以实用主义思考,容易跳往哪种堂会事工模式使我们能有效地应对时势的挑战。不否定这些思考有其价值,但当我们更深刻地思考,便不难发现这是宗教市场学内不同品牌的良性竞争而已 !
市场经济角度
华人教会观一向受美国教会论述影响,市场经济学理解香港、台北或新加坡,皆是宗教市场,自由与开放,不同品牌的宗教企业与产品在此市场内良性竞争。愈多及热切的参与,宗教市场便更兴旺,从而带来教会企业(堂会数目与崇拜出席者)的增长。对比美国的开放市场,欧洲与英国的教会市场则不一样,英格兰有圣公会(Church of England)占有特权、德国则是路德宗(信义宗)、法国与意大利为天主教教会,这些国家可视为「封闭市场」(closed market)。
开放市场的教会观,基本论述为「适者生存、物竞天择」,采用达尔文的社会生态学。不同年代华人教会走过这些不同品牌:小组教会、G12教会、目标导向教会、柳树溪教会(敏锐寻道者的崇拜、小组与领导力)、有机教会(organic church)、无墙教会、使命教会(missional church)、简樸教会(simple church)、双翼教会、锐意门训教会与微型教会等。无论品种的名称与包装如何,其背后论述离不开其市场经济原则:只要采用及依附原厂设计,就能保证成功,否则出现问题,就是代理人本身的知识与技能不足。
在市场经济论述下的教会观,从来是「成王败寇」,论坛与讲座皆是成功者畅论其教会观,大谈教会未来如何发展。无论讲得多么精采,我们可发现这些论述为教会观的悖论。这些成功个案都为例外,而非典型。
归信而且归属
英国社会学者Grace Davie探讨英国教会发展时,提出「归信而不归属」(believing without belonging),展示英人的宗教信仰与行为形态。英人看信仰为个人私事,对教会与圣职人员有较高期望,不会过度投入教会活动。
后来,Grace Davie以「替代式宗教」(vicarious religion),补充其原有理论。「替代式宗教」指向英人会以教会及其领袖的言行表现,作为其代表及代理。英人的宗教热诚往往展示于灾难后的哀悼,典型如一九九七年对戴妃意外身亡的哀悼。「非直接式」(indirect),贴设形容英人教会生活。

Davie 看「归信而不归属」现象是例外,只适用于英国本土。Davie 讲论是英人的疏远与什少上教会生活。放在华人教会场景,归信与归属两者重要;我倒认为疫情后的教会观,正好颠覆了传统理解「归属一间地方堂会」的观念。
我们要承认新教的教会观,自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与公教分别之后,所谓「至一、圣洁、大公与道统」的教会因人的罪性而破损。真正的教会不是理想的圣徒会所,乃是罪人圣徒混集共聚的群体。
没有一间堂会或一个宗派可以代表整个信仰群体,宗教市场内没有任何品牌可以独占市场或代表不同持分者。宗派或堂会领袖所推销的教会论述是要效忠于某个宗派主流论述,认同者便能有奖赏(如权力、名誉等),不认同者视为叛徒。我受洗于某个宗派或独立堂会,便要一生效忠于这个组织,从而实践我的教会观。问题是这些宗派或堂会根本无力从宗教市场中,提供我所需要的产品与经验。我阅读有关信仰的书本从何而来?我要进修神学时,为何没有我堂会设立的神学院?
要认真问这些问题,便发现「教会观」的含混不清、飘忽不定。当讲论事奉与奉献时,我返的地方堂会便宣称我要全以她为唯一的效忠对象,但当我要求或期望有些如重视公义、关爱受造界或关怀少数族裔的关注,地方堂会就会辩解有其它信仰群体代办一切,每间堂会有其限制。
华人的教会观,从来就是这样或近或远,含混不清、飘忽不定,常按领袖不同需要而挪用僭建。我敬重的陈喜谦牧师所言什对:「只有事工、没有教会」,我们要承认教会观其实骨子是「堂会发展论述」,只要逆市中能保持人数与财务不大跌,教会中人皆大欢喜!
疫情后,大部分信徒要上网崇拜,从此宗教责任转为宗教消费。既然堂会不能提供主日学或其他我所需要的资讯,我便转往其他堂会或机构寻求,于是我不再归属某一地方堂会。
对离开香港的信徒群体,其教会观明显由归属「一间地方堂会」转为归属「一个大公教会」。我用「混合型教会」形容,我的信仰生活不再由一间堂会一站式提供所有的服务,而是由多个不同信仰群体于不同时段提供的服务与经验。我同时可于不同阶段向不同群体委身事奉与奉献。或许这便是正确的教会观起始点。
我自婴孩洗礼或重生得救,我基本是属于大公教会,接着我于信仰旅程中,神引导或安放我于不同地方堂会。我们可以「归信而且归属」的是大公教会,地方堂会只是旅途中的驿站(码头)而已。
华人教会观出了问题,便是我们切割了教会与世界的关系。当教会替代了世界,成为信徒唯一生活的场景,我们自然就把教会「世俗化」了。没有正确面对世界的教会观,同样是基督教版本的「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不吃人间烟火的,什为完美。
归途而不归附
法国社会学者Danièle Hervieu-Léger 描述两类不同的宗教行为:一种是「归途者」(pilgrims),另一类是「归附者」(converts)。前者为寻道的天路客,超越堂会本身、宗派与传统探索信仰原委与真义;后者依附堂会,任由堂会为其提供一切而划地为牢,在围城内什有安全感,看翻墙出走者为叛徒或不忠于教会者。
Davie 理解Hervieu-Leger的概念,引申于后现代世界,「归途者」可视为自主(autonomous)、弹性与积极,存自由心态面对传承的信仰与教会组织订下的规範。他们的信仰实践是「事件式」(episodic)多于「常规式」(regular),个人先于群体,信仰展示于特别时刻多于日常生活。英人于十一月十一日及其后「休战纪念日」,正反映这种「归途者」的信仰生活。
引申在海外与本土的华人教会,「归途者教会」(pilgrim church),就是回归上主国度路途的教会论述。归途旅人不再构思一套完美而适用的教会观,承认所有教会论述皆是不完整而有其限制。我们一生在路上,会停留一间或多间堂会,也不会把教会看得太沉重。人生归途上,教会的位置按着年岁閲歴而调整;年轻时比重较大,年长时比重较轻。
华人常犯毛病是把「教会」(圣殿)偶像化,定时定点定人,把信仰限制于时空之中。流动的会幕,才是乱世中教会的合宜形态,能轻身上路,随风飘动。当教会变成大笨象式宗教企业,自成王国,其论述必然无力应对世界。
结论
倘若教会指向一群蒙上主呼召的子民,并非固定建筑物或节目,乃是路上不断流动的百姓。疫情后的教会,不再以堂会为中心,乃是信徒群体自主、自养与自传的实践。过去由堂会主导一切的,已经失去效用,信徒自行决定其归属群体。归信者归属至一圣洁大公道统教会,却非盲目归从,并且自身理解常在「归途」中。承认过去现今教会走错路,出现丑闻悲剧,且有滥权腐化,仍不灰心失望,因为真实教会仍是奥古斯丁言説的「混杂群体」。
拒绝成功的教会论述,华人教会才有未来。

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事工顾问。本文转载自香港教会更新运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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