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後全球的教會生活不再一樣了。經過近兩年疫情的困擾，不同城市的教會生態因政府的封閉令或限聚令而深受影響。
當思考教會前面如何走時，我們習慣以實用主義思考，容易跳往哪種堂會事工模式使我們能有效地應對時勢的挑戰。不否定這些思考有其價值，但當我們更深刻地思考，便不難發現這是宗教市場學內不同品牌的良性競爭而已 !
市場經濟角度
華人教會觀一向受美國教會論述影響，市場經濟學理解香港、台北或新加坡，皆是宗教市場，自由與開放，不同品牌的宗教企業與產品在此市場內良性競爭。愈多及熱切的參與，宗教市場便更興旺，從而帶來教會企業（堂會數目與崇拜出席者）的增長。對比美國的開放市場，歐洲與英國的教會市場則不一樣，英格蘭有聖公會（Church of England）佔有特權、德國則是路德宗（信義宗）、法國與意大利為天主教教會，這些國家可視為「封閉市場」（closed market）。
開放市場的教會觀，基本論述為「適者生存、物競天擇」，採用達爾文的社會生態學。不同年代華人教會走過這些不同品牌：小組教會、G12教會、目標導向教會、柳樹溪教會（敏銳尋道者的崇拜、小組與領導力）、有機教會（organic church）、無牆教會、使命教會（missional church）、簡樸教會（simple church）、雙翼教會、銳意門訓教會與微型教會等。無論品種的名稱與包裝如何，其背後論述離不開其市場經濟原則：只要採用及依附原廠設計，就能保證成功，否則出現問題，就是代理人本身的知識與技能不足。
在市場經濟論述下的教會觀，從來是「成王敗寇」，論壇與講座皆是成功者暢論其教會觀，大談教會未來如何發展。無論講得多麼精采，我們可發現這些論述為教會觀的悖論。這些成功個案都為例外，而非典型。
歸信而且歸屬
英國社會學者Grace Davie探討英國教會發展時，提出「歸信而不歸屬」（believing without belonging），展示英人的宗教信仰與行為形態。英人看信仰為個人私事，對教會與聖職人員有較高期望，不會過度投入教會活動。
後來，Grace Davie以「替代式宗教」（vicarious religion），補充其原有理論。「替代式宗教」指向英人會以教會及其領袖的言行表現，作為其代表及代理。英人的宗教熱誠往往展示於災難後的哀悼，典型如一九九七年對戴妃意外身亡的哀悼。「非直接式」（indirect），貼設形容英人教會生活。
Davie 看「歸信而不歸屬」現象是例外，只適用於英國本土。Davie 講論是英人的疏遠與甚少上教會生活。放在華人教會場景，歸信與歸屬兩者重要；我倒認為疫情後的教會觀，正好顛覆了傳統理解「歸屬一間地方堂會」的觀念。
我們要承認新教的教會觀，自馬丁路德、加爾文等與公教分別之後，所謂「至一、聖潔、大公與道統」的教會因人的罪性而破損。真正的教會不是理想的聖徒會所，乃是罪人聖徒混集共聚的群體。
沒有一間堂會或一個宗派可以代表整個信仰群體，宗教市場內沒有任何品牌可以獨佔市場或代表不同持分者。宗派或堂會領袖所推銷的教會論述是要效忠於某個宗派主流論述，認同者便能有獎賞（如權力、名譽等），不認同者視為叛徒。我受洗於某個宗派或獨立堂會，便要一生效忠於這個組織，從而實踐我的教會觀。問題是這些宗派或堂會根本無力從宗教市場中，提供我所需要的產品與經驗。我閱讀有關信仰的書本從何而來？我要進修神學時，為何沒有我堂會設立的神學院？
要認真問這些問題，便發現「教會觀」的含混不清、飄忽不定。當講論事奉與奉獻時，我返的地方堂會便宣稱我要全以她為唯一的效忠對象，但當我要求或期望有些如重視公義、關愛受造界或關懷少數族裔的關注，地方堂會就會辯解有其它信仰群體代辦一切，每間堂會有其限制。
華人的教會觀，從來就是這樣或近或遠，含混不清、飄忽不定，常按領袖不同需要而挪用僭建。我敬重的陳喜謙牧師所言甚對：「只有事工、沒有教會」，我們要承認教會觀其實骨子是「堂會發展論述」，只要逆市中能保持人數與財務不大跌，教會中人皆大歡喜！
疫情後，大部分信徒要上網崇拜，從此宗教責任轉為宗教消費。既然堂會不能提供主日學或其他我所需要的資訊，我便轉往其他堂會或機構尋求，於是我不再歸屬某一地方堂會。
對離開香港的信徒群體，其教會觀明顯由歸屬「一間地方堂會」轉為歸屬「一個大公教會」。我用「混合型教會」形容，我的信仰生活不再由一間堂會一站式提供所有的服務，而是由多個不同信仰群體於不同時段提供的服務與經驗。我同時可於不同階段向不同群體委身事奉與奉獻。或許這便是正確的教會觀起始點。
我自嬰孩洗禮或重生得救，我基本是屬於大公教會，接著我於信仰旅程中，神引導或安放我於不同地方堂會。我們可以「歸信而且歸屬」的是大公教會，地方堂會只是旅途中的驛站（碼頭）而已。
華人教會觀出了問題，便是我們切割了教會與世界的關係。當教會替代了世界，成為信徒唯一生活的場景，我們自然就把教會「世俗化」了。沒有正確面對世界的教會觀，同樣是基督教版本的「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不吃人間煙火的，甚為完美。
歸途而不歸附
法國社會學者Danièle Hervieu-Léger 描述兩類不同的宗教行為：一種是「歸途者」（pilgrims），另一類是「歸附者」（converts）。前者為尋道的天路客，超越堂會本身、宗派與傳統探索信仰原委與真義；後者依附堂會，任由堂會為其提供一切而劃地為牢，在圍城內甚有安全感，看翻牆出走者為叛徒或不忠於教會者。
Davie 理解Hervieu-Leger的概念，引申於後現代世界，「歸途者」可視為自主（autonomous）、彈性與積極，存自由心態面對傳承的信仰與教會組織訂下的規範。他們的信仰實踐是「事件式」（episodic）多於「常規式」（regular），個人先於群體，信仰展示於特別時刻多於日常生活。英人於十一月十一日及其後「休戰紀念日」，正反映這種「歸途者」的信仰生活。
引申在海外與本土的華人教會，「歸途者教會」（pilgrim church），就是回歸上主國度路途的教會論述。歸途旅人不再構思一套完美而適用的教會觀，承認所有教會論述皆是不完整而有其限制。我們一生在路上，會停留一間或多間堂會，也不會把教會看得太沉重。人生歸途上，教會的位置按著年歲閲歴而調整；年輕時比重較大，年長時比重較輕。
華人常犯毛病是把「教會」（聖殿）偶像化，定時定點定人，把信仰限制於時空之中。流動的會幕，才是亂世中教會的合宜形態，能輕身上路，隨風飄動。當教會變成大笨象式宗教企業，自成王國，其論述必然無力應對世界。
結論
倘若教會指向一群蒙上主呼召的子民，並非固定建築物或節目，乃是路上不斷流動的百姓。疫情後的教會，不再以堂會為中心，乃是信徒群體自主、自養與自傳的實踐。過去由堂會主導一切的，已經失去效用，信徒自行決定其歸屬群體。歸信者歸屬至一聖潔大公道統教會，卻非盲目歸從，並且自身理解常在「歸途」中。承認過去現今教會走錯路，出現醜聞悲劇，且有濫權腐化，仍不灰心失望，因為真實教會仍是奧古斯丁言説的「混雜群體」。
拒絕成功的教會論述，華人教會才有未來。
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事工顧問。本文轉載自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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