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彭顺强在《时代论坛》发表了〈齐克果：在绝望中坚持自己在神前的独特性〉一文，引用齐克果哲学，指出人「要在神面前坚持自己的独特性，这就是坚持自己作为基督徒的信念立场。」齐克果反对人云亦云，固然没有争议，但彭氏却错解了齐克果绝望之意义：绝望的形成，并非只在于理想和现实之距离，而是在于「自我实现的不可能」。此外，彭氏过度简化齐氏的结论为「要有信心，就是要放弃自己的意念，以致能够得着神」，即落入齐氏所批评的「狂想」（fantasy）：以为自己与上帝合一，事实却不是。因此，本文根据去年本人在《时代论坛》发表的文章〈恐慌和狂想都是远离上帝之绝望：疫情下重读齐克果《致死的疾病》〉，指出齐氏提出其神哲学的真正处境：既反对自由主义，亦反对基要主义。
敬虔主义对齐克果的童年阴影
齐克果的父亲Michael Kierkegaard为哥本哈根的羊毛富商，生活富裕，使齐氏衣食无休；然而Michael是一个宗教狂热的敬虔主义（Pietism）者，1加上齐氏母亲及兄弟姊妹纷纷早逝（多数在卅三岁即耶稣逝世的年纪前，已经离世；这令Michael深信是上帝惩罚），使Michael深信自己因犯罪而受上帝惩罚，因而终身郁郁不欢，不断忏悔，对子女缺乏关爱。因此齐氏童年并不愉快。一八四一年齐氏神学毕业时，父母已死，兄弟姊妹之中只有兄长Peter仍在世。然而，由于齐氏后来批评丹麦路德会，身为牧师、后出任监督的Peter曾在教区会议公开批评齐氏，可见他与齐氏关系并不亲密。
齐克果为何批评丹麦的国教丹麦路德会呢？当时丹麦九成人口自出生已受洗加入丹麦路德会，因此丹麦人成了基督徒的代名词；丹麦人觉得自己基督徒的身份理所当然，信仰变得形式化、僵化、行礼如仪，根本没有「经历上帝」。这正是敬虔主义吸引部份丹麦人如Michael及神学家葛隆维（Grundtvig）的主因：他们以为可以在宗教狂热里得到「属灵复兴」。但主流的丹麦路德会则不然，面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冲击，他们选择以理性合理化信仰。虽然自由主义神学里，士莱马赫（Schleiermacher）的诠释学对当时的圣经研究有很大冲击，但最具影响力的神学还是黑格尔（Hegel）神学。黑格尔主张世界史是上帝作为绝对精神的自我显现，认为基督宗教是最理性的宗教，能对世上所有事情给予合理解释。这种神学思想对丹麦路德会面对时代挑战亦有正面意义，例如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后，丹麦实行君主立宪，路德会由「国家教会」改革为「人民教会」。按黑格尔的说法，历史演变，包括民主改革，也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丹麦路德会总体来说也积极参与政治改革。然而，齐氏批评黑氏将信仰当成科学，抹杀了信仰的本质：「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来十一1）信仰不是基于理性推论，而是基于个人经历上帝。
可能是由于齐克果被新正统神学家如巴特（Karl Barth）吹捧，加上齐氏本人不少主要着作都是针对黑格尔神学（如《非科学跋》，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因此大众往往以为齐氏只是一个反对自由主义神学的福音派。然而，事实上，齐氏本人更痛恨的，其实是保守的基要主义。如他所言：
「如果我只有两种选择：以世俗思维、毫无思想、漠不关心地活在以为自己是基督徒的错觉、惯性基督教（habitual Christianity）⋯⋯以及另一种热心、超级正统（superorthodox）、裂教（schismatics）的惯性基督教──最坏情况下，我情愿选择前者⋯⋯前者起码令人可以微笑，因为前者还有希望；后者却令人发抖。」（The Corsair Affair, 52）
为何齐克果反对基要主义什于反对自由主义？《致死之病》（Sickness Unto Death）提供了答案，而这答案正是彭文所不察之处。
致死之病对绝望的定义
《致死之病》讨论绝望的问题。齐氏认为，所有人的存在就是绝望。首先，齐克果将自我作出三层定义：第一层是身心综合，第二层是关系之关系（将身心关联于一个「自我」，即自我意识），以及第三层精神（自我拥有超越自我的能力）。如我在旧文解释：
「齐克果指出，人类所有自我实现之梦想，都涉及两个意志：「不想成为自我」与「想成为自我」，但由于两者皆不可能，故带来「不想成为自我之绝望」与「想成为自我之绝望」。为什么不想成为自我与想成为自我皆不可能呢？因为不想成为自我，就是否定（当下的）自我，但想成为自我，却是肯定（将来的）自我；而这两个自我最终还是同一个自我。但完全否定当下的自我是不可能的，因为当下的自我消失了，人就失去「自我」；失去了自我，无法成为自我。」
自我实现的不可能是逻辑上不可能，因为「既肯定自我又否定自我」是矛盾。但彭文错误解释绝望如下：
「齐克果指出有两种绝望（despair）：第一，不情愿去成为理想的自我，这种不情愿也包括某程度上的粗制滥造的理想本质，和绝望者与理想之自己的真实距离。第二，当这真正理想本质能够有所突破时（如齐克果所说的「意识到一个无限的自己」），却逐渐地更清楚和刻意地拒绝接受它。齐克果认为一个理想的真正自己，是认同神在基督身上所启示的人类形象。」
「想成为自我」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人不可能摆脱身体，摆脱当下。但如果人完全放弃理想，安于现状，就是无视自己的心灵，无视自己的潜能。因此齐氏才将绝望细分成四种：
1. 无限性绝望（欠缺有限性）：人只看见心灵之无限性而忽略身体之有限性，故陷于狂想。
2. 有限性绝望（欠缺无限性）：人只看见身体之有限性而忽略心灵之无限性，故放弃理想。
3. 可能性绝望（欠缺必然性）：人只看见可能性而忽略必然性，故陷于狂想。
4. 必然性绝望（欠缺可能性）：人只看见必然性而忽略可能性，故放弃理想。
而宗教狂热正是无限性绝望的一例。「以宗教境界为例，人神关系就是一种无限化过程，然而在狂想下，那种把人从其状态抽离出来的无限化过程只是醉薰。」2 齐氏指出，人是罪人，不可能主动与上帝建立关系。
由于绝望成因在于「当下具体的我」阻碍了实现自我，因此我们可以推想：如果人有能力创造一个「新的具体自我」取代「当下具体的我」，不就可以克服绝望了吗？但齐氏指出，除了意图摆脱当下具体的我并不可能以外，「创造新的具体自我」等同挑战上帝的创造主权，冒犯了上帝。3 因此，齐氏的结论是：只有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建立神人关系，人才能超越绝望，得以在神人关系里实现自我。
齐克果对待理性的态度
上述说法跟理性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齐氏说在自由主义下仍能「微笑」、有希望，但在基要主义下只有「发抖」呢？哲学家海涅曼（F.H. Heinemann）的《存在主义及现代困境》（Existentialism and the Modern Predicament）及神学家威廉巴瑞特（William Barrett）的《非理性的人》（Irrational Man）曾错误地视齐克果为「非理性主义者」，但事实不然；齐氏指出逻辑上自我实现并不可能，人因而绝望，这就是理性反省的发现。自由主义下仍有理性反省，人才有可能意识自己绝望，所以是有「希望」；但基要主义下，人连这可能性也欠奉。
理性不是信仰，却令人发现信仰。齐氏在《生命的阶段》（Stages of Life’s Way）总结其前期作品，将生命分成三阶段：美学、伦理与宗教阶段。在美学阶段里，人只追求情欲满足；但在伦理阶段里，人以理性反省去思考伦理抉择；当人意识到意志的选择无法根据理性决定时，人才会由伦理阶段跃升至宗教阶段。至于那些从未理性反省的人，其实只不过是停留在情欲生命的美学阶段：他们那种从未经过反省而追求的「宗教经验」，与食色性也、饮食男女的情欲同质。或许他们以为经历上帝就是要有精彩的方言和神迹表演，要有激情的「敬拜」音乐，这是因为他们无法区分感官刺激与宗教经验。这正是齐氏与士莱马赫对信仰定义的关键差异：士莱马赫在《基督信仰》（The Christian Faith）及《论宗教》（On Religion）仅仅定义宗教信仰为「感情」，但齐氏明确指出宗教情意是理性反省后才出现的、超越理性的宗教经验。这正是彭文未有留意到的问题。
由于齐克果生命短暂，神学上未及发展圣灵论、教会论、政治神学和公共神学，哲学上未及发展政治与社会哲学，已猝然而逝，因而长期被人批评为「个人主义者」（尤其是左翼哲学家如亚多诺Theodor W. Adorno等人）。针对齐氏社会性不足的问题，尼布尔兄弟（Karl Paul Reinhold Niebuhr及H. Richard Niebuhr）分别在《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及《基督与文化》（Christ and Culture）才将齐氏对存在的讨论扩展至社会层面讨论；近年Tilley的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Community in Kierkegaard’s Thoughts（2008）及Backhouse的Kierkegaard's Critique of Christian Nationalism（2011）才发现齐克果在晚期的日记与笔记（journal and notebooks）手稿中曾经探讨个人如何构成社会，借此发展出齐克果主义的政治神学及政治社会哲学。可是齐克果研究在香港神学和哲学界仍极为冷门，在讨论突破齐氏理路困难之前，应先从西方哲学史及历史处境的角度理解齐氏的基本主张，以更好理解近代存在主义神学。
1. 敬虔主义由菲利普·雅各·施本尔（Philipp Jakob Spener，1635-1705）提出，主张个人属灵经历，反对信义宗的行礼如仪，主张信徒自行在家中读经、祈祷及海外宣教。十八世纪三十年战争前后，信义宗的摩尔维亚弟兄会因受天主教迫害，有大批难民逃亡至德国主护村（Herrnhut）；由于此村同时收容了加尔文宗、浸信宗及其他信义宗难民，因此很快发生教派冲突。然而，一七二七年八月十三日村民经历一次祈祷会后，发生戏剧性改变，彼此合一，并认为这是圣灵浇灌的结果。自此敬虔主义盛行，除了促成信义宗及加尔文宗复兴，还间接启发十九世纪的圣洁运动和二十世纪的五旬节运动，算是灵恩主义的远祖。神学上，敬虔主义接近基要主义，强调个人宗教经验及圣经绝对权威。
2. Kierkegaard, Søren, Sickness unto Death, trans. Howard V. Hong & Edna H. Ho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32.
3. 同上，页68。
作者为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神学与宗教研究系博士，专攻文化哲学、诠释学、黑格尔哲学、齐克果哲学、语言哲学及历史哲学，
对于大公教会礼仪与圣乐有浓厚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