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彭順強在《時代論壇》發表了〈齊克果：在絕望中堅持自己在神前的獨特性〉一文，引用齊克果哲學，指出人「要在神面前堅持自己的獨特性，這就是堅持自己作為基督徒的信念立場。」齊克果反對人云亦云，固然沒有爭議，但彭氏卻錯解了齊克果絕望之意義：絕望的形成，並非只在於理想和現實之距離，而是在於「自我實現的不可能」。此外，彭氏過度簡化齊氏的結論為「要有信心，就是要放棄自己的意念，以致能夠得著神」，即落入齊氏所批評的「狂想」（fantasy）：以為自己與上帝合一，事實卻不是。因此，本文根據去年本人在《時代論壇》發表的文章〈恐慌和狂想都是遠離上帝之絕望：疫情下重讀齊克果《致死的疾病》〉，指出齊氏提出其神哲學的真正處境：既反對自由主義，亦反對基要主義。
敬虔主義對齊克果的童年陰影
齊克果的父親Michael Kierkegaard為哥本哈根的羊毛富商，生活富裕，使齊氏衣食無休；然而Michael是一個宗教狂熱的敬虔主義（Pietism）者，1加上齊氏母親及兄弟姊妹紛紛早逝（多數在卅三歲即耶穌逝世的年紀前，已經離世；這令Michael深信是上帝懲罰），使Michael深信自己因犯罪而受上帝懲罰，因而終身鬱鬱不歡，不斷懺悔，對子女缺乏關愛。因此齊氏童年並不愉快。一八四一年齊氏神學畢業時，父母已死，兄弟姊妹之中只有兄長Peter仍在世。然而，由於齊氏後來批評丹麥路德會，身為牧師、後出任監督的Peter曾在教區會議公開批評齊氏，可見他與齊氏關係並不親密。
齊克果為何批評丹麥的國教丹麥路德會呢？當時丹麥九成人口自出生已受洗加入丹麥路德會，因此丹麥人成了基督徒的代名詞；丹麥人覺得自己基督徒的身份理所當然，信仰變得形式化、僵化、行禮如儀，根本沒有「經歷上帝」。這正是敬虔主義吸引部份丹麥人如Michael及神學家葛隆維（Grundtvig）的主因：他們以為可以在宗教狂熱裡得到「屬靈復興」。但主流的丹麥路德會則不然，面對啟蒙運動以來的理性衝擊，他們選擇以理性合理化信仰。雖然自由主義神學裡，士萊馬赫（Schleiermacher）的詮釋學對當時的聖經研究有很大衝擊，但最具影響力的神學還是黑格爾（Hegel）神學。黑格爾主張世界史是上帝作為絕對精神的自我顯現，認為基督宗教是最理性的宗教，能對世上所有事情給予合理解釋。這種神學思想對丹麥路德會面對時代挑戰亦有正面意義，例如一八四八年歐洲革命後，丹麥實行君主立憲，路德會由「國家教會」改革為「人民教會」。按黑格爾的說法，歷史演變，包括民主改革，也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丹麥路德會總體來說也積極參與政治改革。然而，齊氏批評黑氏將信仰當成科學，抹殺了信仰的本質：「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來十一1）信仰不是基於理性推論，而是基於個人經歷上帝。
可能是由於齊克果被新正統神學家如巴特（Karl Barth）吹捧，加上齊氏本人不少主要著作都是針對黑格爾神學（如《非科學跋》，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因此大眾往往以為齊氏只是一個反對自由主義神學的福音派。然而，事實上，齊氏本人更痛恨的，其實是保守的基要主義。如他所言：
「如果我只有兩種選擇：以世俗思維、毫無思想、漠不關心地活在以為自己是基督徒的錯覺、慣性基督教（habitual Christianity）⋯⋯以及另一種熱心、超級正統（superorthodox）、裂教（schismatics）的慣性基督教──最壞情況下，我情願選擇前者⋯⋯前者起碼令人可以微笑，因為前者還有希望；後者卻令人發抖。」（The Corsair Affair, 52）
為何齊克果反對基要主義甚於反對自由主義？《致死之病》（Sickness Unto Death）提供了答案，而這答案正是彭文所不察之處。
致死之病對絕望的定義
《致死之病》討論絕望的問題。齊氏認為，所有人的存在就是絕望。首先，齊克果將自我作出三層定義：第一層是身心綜合，第二層是關係之關係（將身心關聯於一個「自我」，即自我意識），以及第三層精神（自我擁有超越自我的能力）。如我在舊文解釋：
「齊克果指出，人類所有自我實現之夢想，都涉及兩個意志：「不想成為自我」與「想成為自我」，但由於兩者皆不可能，故帶來「不想成為自我之絕望」與「想成為自我之絕望」。為甚麼不想成為自我與想成為自我皆不可能呢？因為不想成為自我，就是否定（當下的）自我，但想成為自我，卻是肯定（將來的）自我；而這兩個自我最終還是同一個自我。但完全否定當下的自我是不可能的，因為當下的自我消失了，人就失去「自我」；失去了自我，無法成為自我。」
自我實現的不可能是邏輯上不可能，因為「既肯定自我又否定自我」是矛盾。但彭文錯誤解釋絕望如下：
「齊克果指出有兩種絕望（despair）：第一，不情願去成為理想的自我，這種不情願也包括某程度上的粗製濫造的理想本質，和絕望者與理想之自己的真實距離。第二，當這真正理想本質能夠有所突破時（如齊克果所說的「意識到一個無限的自己」），卻逐漸地更清楚和刻意地拒絕接受它。齊克果認為一個理想的真正自己，是認同神在基督身上所啟示的人類形象。」
「想成為自我」之所以不可能，是因為人不可能擺脫身體，擺脫當下。但如果人完全放棄理想，安於現狀，就是無視自己的心靈，無視自己的潛能。因此齊氏才將絕望細分成四種：
1. 無限性絕望（欠缺有限性）：人只看見心靈之無限性而忽略身體之有限性，故陷於狂想。
2. 有限性絕望（欠缺無限性）：人只看見身體之有限性而忽略心靈之無限性，故放棄理想。
3. 可能性絕望（欠缺必然性）：人只看見可能性而忽略必然性，故陷於狂想。
4. 必然性絕望（欠缺可能性）：人只看見必然性而忽略可能性，故放棄理想。
而宗教狂熱正是無限性絕望的一例。「以宗教境界為例，人神關係就是一種無限化過程，然而在狂想下，那種把人從其狀態抽離出來的無限化過程只是醉薰。」2 齊氏指出，人是罪人，不可能主動與上帝建立關係。
由於絕望成因在於「當下具體的我」阻礙了實現自我，因此我們可以推想：如果人有能力創造一個「新的具體自我」取代「當下具體的我」，不就可以克服絕望了嗎？但齊氏指出，除了意圖擺脫當下具體的我並不可能以外，「創造新的具體自我」等同挑戰上帝的創造主權，冒犯了上帝。3 因此，齊氏的結論是：只有上帝透過耶穌基督建立神人關係，人才能超越絕望，得以在神人關係裡實現自我。
齊克果對待理性的態度
上述說法跟理性有甚麼關係呢？為甚麼齊氏說在自由主義下仍能「微笑」、有希望，但在基要主義下只有「發抖」呢？哲學家海涅曼（F.H. Heinemann）的《存在主義及現代困境》（Existentialism and the Modern Predicament）及神學家威廉巴瑞特（William Barrett）的《非理性的人》（Irrational Man）曾錯誤地視齊克果為「非理性主義者」，但事實不然；齊氏指出邏輯上自我實現並不可能，人因而絕望，這就是理性反省的發現。自由主義下仍有理性反省，人才有可能意識自己絕望，所以是有「希望」；但基要主義下，人連這可能性也欠奉。
理性不是信仰，卻令人發現信仰。齊氏在《生命的階段》（Stages of Life’s Way）總結其前期作品，將生命分成三階段：美學、倫理與宗教階段。在美學階段裡，人只追求情欲滿足；但在倫理階段裡，人以理性反省去思考倫理抉擇；當人意識到意志的選擇無法根據理性決定時，人才會由倫理階段躍升至宗教階段。至於那些從未理性反省的人，其實只不過是停留在情欲生命的美學階段：他們那種從未經過反省而追求的「宗教經驗」，與食色性也、飲食男女的情欲同質。或許他們以為經歷上帝就是要有精彩的方言和神蹟表演，要有激情的「敬拜」音樂，這是因為他們無法區分感官刺激與宗教經驗。這正是齊氏與士萊馬赫對信仰定義的關鍵差異：士萊馬赫在《基督信仰》（The Christian Faith）及《論宗教》（On Religion）僅僅定義宗教信仰為「感情」，但齊氏明確指出宗教情意是理性反省後才出現的、超越理性的宗教經驗。這正是彭文未有留意到的問題。
由於齊克果生命短暫，神學上未及發展聖靈論、教會論、政治神學和公共神學，哲學上未及發展政治與社會哲學，已猝然而逝，因而長期被人批評為「個人主義者」（尤其是左翼哲學家如亞多諾Theodor W. Adorno等人）。針對齊氏社會性不足的問題，尼布爾兄弟（Karl Paul Reinhold Niebuhr及H. Richard Niebuhr）分別在《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及《基督與文化》（Christ and Culture）才將齊氏對存在的討論擴展至社會層面討論；近年Tilley的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Community in Kierkegaard’s Thoughts（2008）及Backhouse的Kierkegaard's Critique of Christian Nationalism（2011）才發現齊克果在晚期的日記與筆記（journal and notebooks）手稿中曾經探討個人如何構成社會，藉此發展出齊克果主義的政治神學及政治社會哲學。可是齊克果研究在香港神學和哲學界仍極為冷門，在討論突破齊氏理路困難之前，應先從西方哲學史及歷史處境的角度理解齊氏的基本主張，以更好理解近代存在主義神學。
1. 敬虔主義由菲利普·雅各·施本爾（Philipp Jakob Spener，1635-1705）提出，主張個人屬靈經歷，反對信義宗的行禮如儀，主張信徒自行在家中讀經、祈禱及海外宣教。十八世紀三十年戰爭前後，信義宗的摩爾維亞弟兄會因受天主教迫害，有大批難民逃亡至德國主護村（Herrnhut）；由於此村同時收容了加爾文宗、浸信宗及其他信義宗難民，因此很快發生教派衝突。然而，一七二七年八月十三日村民經歷一次祈禱會後，發生戲劇性改變，彼此合一，並認為這是聖靈澆灌的結果。自此敬虔主義盛行，除了促成信義宗及加爾文宗復興，還間接啟發十九世紀的聖潔運動和二十世紀的五旬節運動，算是靈恩主義的遠祖。神學上，敬虔主義接近基要主義，強調個人宗教經驗及聖經絕對權威。
2. Kierkegaard, Søren, Sickness unto Death, trans. Howard V. Hong & Edna H. Ho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32.
3. 同上，頁68。
作者為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神學與宗教研究系博士，專攻文化哲學、詮釋學、黑格爾哲學、齊克果哲學、語言哲學及歷史哲學，
對於大公教會禮儀與聖樂有濃厚興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