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宗教团体于各地社会扮演重要的角色，补足政府未能承担的适切服务。
就以五十年代香港为例，大量内地难民涌入香港；不同宗派与堂会迅速回应各项需要，如派发救济物资、开办天台学校、提供医疗服务、纾解社会危机，为教育及社会服务作出了不少贡献。
基督宗教早已以不同慈善团体的名义与方式，与香港社会一起发展。随着政府不断扩展其服务範畴，教会原来全部承担的「整全使命」（传道、办学与服务），逐渐改为「合约承办者」（办学与服务接受政府资助）的角色。盛世年代，教会与政府彼此信任，有良好的合作关系。乱世当中，原来教会承办的学校与服务，在《港区国安法》的阴影下，随时会成为「负资产」。
香港税务局于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三日修订的《属公共性质的慈善机构及信托团体的税务指南》，不经谘询，说明：「如任何团体支持、推广或从事不利于国家安全的活动，税务局将不再认定其为慈善团体，并会撤销根据《税务条例》第88条给予的豁免缴税资格。有关修订指南今日正式公布，即时生效。」《港区国安法》取代了《基本法》，成为随时监控与打压教会的武器。
面对国安法年代的新形势，香港教会宜怎样应对；笔者身为局外人，没有资格指点，只因现时有关讨论，可以公开的不多。我尝试从教会历史与别人智慧整理，刺激教会领袖的思考，从而走一条适合本身的道路。
教会身份大于慈善
教会一向展示其公共性，乃是为世人的需要而成立，并非私人俱乐部。教会从事济贫、促进教育等服务，令社会整体得益。
香港教会因其慈善服务而享有税例第88条获豁免缴税，如同其他慈善团体一样，乃是理所当然。信徒透过捐款支持教会事工，从而得到扣税，也是正常合理之事。一向以来，香港教会（包括宗派、堂会、机构、神学院、差会等）重视守法，建立完善的财务系统，有对公众的透明度。
卢龙光文章〈教会的社会服务到了进退维谷的处境〉（《思》一二〇期，二〇一一年五月）：「过去在殖民地政府之下的发展，教会不自觉地陷入了结构、规划、组织和制度的陷阱。教会当然要发挥社会服务的功能，教育的功能等等，但是教会没必要一定要办学校，尤其是政府津贴的；也不须办社会福利机构而接受政府资助。头栽进去了，自以为是政府的伙伴，却原来只是伙计。后来还加入了商界，分明是多了个老板，谁愿意付钱，谁掌握了权力，谁就是老板，而教会便不自觉做了政府和商界的伙计，还自以为是伙伴。」
进入国安法年代，事情随时因为有报章或网媒的点名定性，而失却其合法身份。过往，教会办学愈多愈好，现今反过来，可能成为不能承受的重担。
也许新形势下，教会要思考怎样把办学校与办教育重新划分。办学只是促进教育的途径之一，教会仍然可以自办其他教育课程，如「在家教育」或其他网上自学课程。
当慈善团体的身份妨碍教会履行其宗教自由与言论自由，教会领袖就要作出智慧的取舍。教会本身大过慈善团体。教会救助贫困、办学、提供服务，不一定按照政府的规划与资助进行，乃因应本身实力与对象的需要而提供。倘若教会失掉其慈善团体的资格，可能会对其奉献收入有某程度的打击，然而教会仍是教会，不会因为政府的定性而有所改变。
信徒奉献大于扣税
有些国家信徒向教会的捐献，没有任何税务优惠。国内信徒便是其中例子。信徒考虑奉献，首要不是扣税，扣税只是履行对教会及其他公益责任而享有的附带利益。有朝一日，附带利益（扣税）失掉时，我们是否不再奉献？
当堂会享有大量捐款作为财务储备时，教会领袖也要思考怎样做金钱的好管家，就是以奉献支持其他有需要的机构、神学院、差会与堂会等。乱世当中，任何荒谬事情也会发生，教会领袖要有心理准备，一旦户口被冻结，我们怎样应对？倘若堂会积存超过备用现金，也许要务实地向信徒交代。当机构、堂会、神学院与差会等财政足够有馀时，也有责任告诉捐献者，让他们怎样合宜作出奉献（我理解向神家奉献，绝非以地方堂会为优先）。
有些宗派堂会正加速将原本的一个综合户口，逐步分拆为不同事工户口。庞大的组织架构，中央集权化根本无力应对。堂会应成为「海星型自组织」，不再以本身为事工的中心。
教会运作大于干预
赵天恩于《中国教会本色化运动（1919-1927）》指出当年中国教会领袖「呼吁现存基督教应『去西方化』（de-Westernization），并且应与中国文化相结合。」（272页）时空转移，应用于乱世，教会要思考是怎样「去政府化」，减少政府的过多干预。
法国学者Jacques Ellul以其睿智道出所有政权必走向绝对化的道路，以其「技术专政」（technocracy）辖制人民。「去政府化」就是承认地上所有政权的管治是有限的。政府不能扮演上帝的角色，全权地介入及规管教会的内政，如人事的升迁、对其他团体的资助与支持、物业的买卖等。
「去政府化」绝非反对政府，乃是考虑在乱世中，减少对政府的依赖与受政府的干预。当政府凡事讲求国家安全，我们要反思教会是否也以「教会安全」为所有决策的首要考虑？跟随基督必然挑战我们的安全指数。就以疫情为例，美国有些教会挑战其身处地区的限聚令。当教会差派宣教士往创启地区工作，同样是挑战当地政府的违法行为。倘若教会宣称「福音为首要」，其使命的落实有时无可避免要灵活地与政府「周旋」(encounter)，而非僵化地凡事听从政府。
谁出粮，谁就有话事权；乱世教会要重新思考，怎样能自治、自养、自传？减少对政府的依赖，同样也要减少对宗派或其他联合组织的依赖。人性的软弱，会使宗派领袖为求「大局为重，保持合一」，要求堂会作出种种自限与自保行为。某位教牧或学者较为敏感，自然地把对方列为讲员黑名单。某些书本过度敏感，于是教会图书馆就下架了。
无可避免，香港教会将要面对政府不断伸手干预。教会领袖不宜大无畏地「以身试法」，但也非全面地唯命是从。我们更有智慧地以比喻説出真理，把政权相对化，拒绝把政权偶像化。
结论
教会于任何时势中，应理解本身大于慈善团体，教导信徒奉献大于扣税，又能智慧地应对政府的不合理政策，减少依赖与干预，于乱世中持守福音，传承使命。
「我们不论在任何社会政治环境下，都应以圣经为我们信仰、生活、及事奉的最高准则。在社会动盪期间，我们必然会受到冲击、诱惑、什至会经历软弱。因此，我们认定在任何情况中，务要忠于基督，不应因环境的改变而妥协，为迁就策略而牺牲圣经真理的原则，而应靠主大能坚守我们与主所立的约，绝对服从他的命令，在危机中见证主，荣耀他的名。」(《信念书》第二点，1984年）
（笔按：本文因有香港友人的鼓励而撰写，自二〇一一年起，我便关注法改会有关《慈善组织》的谘询文件；并因应二〇二一年九月税务局文件及相关讨论而撰文，内容只供讨论参考，并非立场指引。）
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事工顾问。本文转载自香港教会更新运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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