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歷史，宗教團體於各地社會扮演重要的角色，補足政府未能承擔的適切服務。
就以五十年代香港為例，大量內地難民湧入香港；不同宗派與堂會迅速回應各項需要，如派發救濟物資、開辦天台學校、提供醫療服務、紓解社會危機，為教育及社會服務作出了不少貢獻。
基督宗教早已以不同慈善團體的名義與方式，與香港社會一起發展。隨著政府不斷擴展其服務範疇，教會原來全部承擔的「整全使命」（傳道、辦學與服務），逐漸改為「合約承辦者」（辦學與服務接受政府資助）的角色。盛世年代，教會與政府彼此信任，有良好的合作關係。亂世當中，原來教會承辦的學校與服務，在《港區國安法》的陰影下，隨時會成為「負資產」。
香港稅務局於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三日修訂的《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及信託團體的稅務指南》，不經諮詢，說明：「如任何團體支持、推廣或從事不利於國家安全的活動，稅務局將不再認定其為慈善團體，並會撤銷根據《稅務條例》第88條給予的豁免繳稅資格。有關修訂指南今日正式公布，即時生效。」《港區國安法》取代了《基本法》，成為隨時監控與打壓教會的武器。
面對國安法年代的新形勢，香港教會宜怎樣應對；筆者身為局外人，沒有資格指點，只因現時有關討論，可以公開的不多。我嘗試從教會歷史與別人智慧整理，刺激教會領袖的思考，從而走一條適合本身的道路。
教會身份大於慈善
教會一向展示其公共性，乃是為世人的需要而成立，並非私人俱樂部。教會從事濟貧、促進教育等服務，令社會整體得益。
香港教會因其慈善服務而享有稅例第88條獲豁免繳稅，如同其他慈善團體一樣，乃是理所當然。信徒透過捐款支持教會事工，從而得到扣稅，也是正常合理之事。一向以來，香港教會（包括宗派、堂會、機構、神學院、差會等）重視守法，建立完善的財務系統，有對公眾的透明度。
盧龍光文章〈教會的社會服務到了進退維谷的處境〉（《思》一二〇期，二〇一一年五月）：「過去在殖民地政府之下的發展，教會不自覺地陷入了結構、規劃、組織和制度的陷阱。教會當然要發揮社會服務的功能，教育的功能等等，但是教會沒必要一定要辦學校，尤其是政府津貼的；也不須辦社會福利機構而接受政府資助。頭栽進去了，自以為是政府的伙伴，卻原來只是伙計。後來還加入了商界，分明是多了個老板，誰願意付錢，誰掌握了權力，誰就是老板，而教會便不自覺做了政府和商界的伙計，還自以為是伙伴。」
進入國安法年代，事情隨時因為有報章或網媒的點名定性，而失卻其合法身份。過往，教會辦學愈多愈好，現今反過來，可能成為不能承受的重擔。
也許新形勢下，教會要思考怎樣把辦學校與辦教育重新劃分。辦學只是促進教育的途徑之一，教會仍然可以自辦其他教育課程，如「在家教育」或其他網上自學課程。
當慈善團體的身份妨礙教會履行其宗教自由與言論自由，教會領袖就要作出智慧的取捨。教會本身大過慈善團體。教會救助貧困、辦學、提供服務，不一定按照政府的規劃與資助進行，乃因應本身實力與對象的需要而提供。倘若教會失掉其慈善團體的資格，可能會對其奉獻收入有某程度的打擊，然而教會仍是教會，不會因為政府的定性而有所改變。
信徒奉獻大於扣稅
有些國家信徒向教會的捐獻，沒有任何稅務優惠。國內信徒便是其中例子。信徒考慮奉獻，首要不是扣稅，扣稅只是履行對教會及其他公益責任而享有的附帶利益。有朝一日，附帶利益（扣稅）失掉時，我們是否不再奉獻？
當堂會享有大量捐款作為財務儲備時，教會領袖也要思考怎樣做金錢的好管家，就是以奉獻支持其他有需要的機構、神學院、差會與堂會等。亂世當中，任何荒謬事情也會發生，教會領袖要有心理準備，一旦戶口被凍結，我們怎樣應對？倘若堂會積存超過備用現金，也許要務實地向信徒交代。當機構、堂會、神學院與差會等財政足夠有餘時，也有責任告訴捐獻者，讓他們怎樣合宜作出奉獻（我理解向神家奉獻，絕非以地方堂會為優先）。
有些宗派堂會正加速將原本的一個綜合戶口，逐步分拆為不同事工戶口。龐大的組織架構，中央集權化根本無力應對。堂會應成為「海星型自組織」，不再以本身為事工的中心。
教會運作大於干預
趙天恩於《中國教會本色化運動（1919-1927）》指出當年中國教會領袖「呼籲現存基督教應『去西方化』（de-Westernization），並且應與中國文化相結合。」（272頁）時空轉移，應用於亂世，教會要思考是怎樣「去政府化」，減少政府的過多干預。
法國學者Jacques Ellul以其睿智道出所有政權必走向絕對化的道路，以其「技術專政」（technocracy）轄制人民。「去政府化」就是承認地上所有政權的管治是有限的。政府不能扮演上帝的角色，全權地介入及規管教會的內政，如人事的升遷、對其他團體的資助與支持、物業的買賣等。
「去政府化」絕非反對政府，乃是考慮在亂世中，減少對政府的依賴與受政府的干預。當政府凡事講求國家安全，我們要反思教會是否也以「教會安全」為所有決策的首要考慮？跟隨基督必然挑戰我們的安全指數。就以疫情為例，美國有些教會挑戰其身處地區的限聚令。當教會差派宣教士往創啟地區工作，同樣是挑戰當地政府的違法行為。倘若教會宣稱「福音為首要」，其使命的落實有時無可避免要靈活地與政府「周旋」(encounter)，而非僵化地凡事聽從政府。
誰出糧，誰就有話事權；亂世教會要重新思考，怎樣能自治、自養、自傳？減少對政府的依賴，同樣也要減少對宗派或其他聯合組織的依賴。人性的軟弱，會使宗派領袖為求「大局為重，保持合一」，要求堂會作出種種自限與自保行為。某位教牧或學者較為敏感，自然地把對方列為講員黑名單。某些書本過度敏感，於是教會圖書館就下架了。
無可避免，香港教會將要面對政府不斷伸手干預。教會領袖不宜大無畏地「以身試法」，但也非全面地唯命是從。我們更有智慧地以比喻説出真理，把政權相對化，拒絕把政權偶像化。
結論
教會於任何時勢中，應理解本身大於慈善團體，教導信徒奉獻大於扣稅，又能智慧地應對政府的不合理政策，減少依賴與干預，於亂世中持守福音，傳承使命。
「我們不論在任何社會政治環境下，都應以聖經為我們信仰、生活、及事奉的最高準則。在社會動盪期間，我們必然會受到衝擊、誘惑、甚至會經歷軟弱。因此，我們認定在任何情況中，務要忠於基督，不應因環境的改變而妥協，為遷就策略而犧牲聖經真理的原則，而應靠主大能堅守我們與主所立的約，絕對服從祂的命令，在危機中見證主，榮耀祂的名。」(《信念書》第二點，1984年）
（筆按：本文因有香港友人的鼓勵而撰寫，自二〇一一年起，我便關注法改會有關《慈善組織》的諮詢文件；並因應二〇二一年九月稅務局文件及相關討論而撰文，內容只供討論參考，並非立場指引。）
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事工顧問。本文轉載自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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