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论坛讯】因应社会不同方面需要，近年有不少基督徒发展社企，在这十年间的社企以不同大小的规模出现，希望改变社会文化及解决社会问题。然而，教会与社企之间应建立一个怎样的关系？教会可与社企融合吗？早前举行的「2021使命商道论坛」中，邀请基督教迦南堂（下称迦南堂）义务主任郑家辉牧师分享过往教会参与社关的方法及限制，及现时迦南堂参与成为社企的做法，他认为把社创元素带进教会，可同时帮助受助者与助人者。另外三位青年社创家，香港基督徒学会青年牧养干事刘肇恒、吗哪餐厅创办人方达贤以及Hypersonic Lab创办人Harold Chan，分享他们的社创经历，以及对青年牧养和教会定位的看法。
创新的社会关怀是重视受助者幸福感
郑家辉先分享传统教会有两种取向去关怀社会。第一是透过社会服务，例如是办校、建立医院或社福机构等，又或者现时教会透过共享空间开办阅读室或咖啡室等，这好处是可以用那时代最适合的做法去参与社会服务，特别是在战后时期为基层提供复原力，然而教会与学校、政府，以及一些发放慈善基金的财团合作时，便会互相牵制，因而令社会服务要去宗教化。第二是一种宣教式的社关，以「福音为先，社福为后」，强调透过社关行动，成为一种「福音预工」，最终目的也是让对方决志归主，但这方法却很少评估受助者的「幸福感」。而且，教会的扶贫力有1.4亿，而社企的扶贫力却有3.4亿，全港651间社企每年收入约20亿元，但全港1300间堂会有62亿收入，社企的扶贫力远比教会多，可见教会对社关工作漫不经心。
他续指，以上两种方式均有其限制，社会服务方式只关注一个更可量度及更有效的方法，宣教方式只关注得救人数是否增加，而并非关注受助者本身。因此，郑家辉提出「社会创新的社会关怀」，将社创的元素带进教会，包括重视创新性的关怀行动，改善及提升受助者及助人者的生命质素，并且过程是具可持续性，能为教会带来影响，什至提供助力。
迦南堂现时便是运用「社会创新的社会关怀」模式，与教会关怀贫穷网络合作，聘请「三低」（低学历、低收入、低动机）青年为社区干事。这有别于福音干事，期望受聘青年能累积工作经验，连结非牟利机构，并且认识自我及个人发展方向，给予空间让他们能发挥创意。同时，教会亦申请了社创基金，销售及回收家俬，聘请三低青年协助基层家庭，使两者都同样得到帮助。当教会聘请非基督徒为同工时，反而可对本身的同工有正面影响，鼓励他们做好基督徒的样式。
丰盛社企学会主席纪治兴博士指，教会多数谈论大诫命及大使命，却少谈创造使命，而基督徒社会企业包含创业、慈惠、信仰三个元素，可解决一些被政府及商家忽视的社会问题。而社企的寿命多数比一般中小企长，是「包抵唔包发达」，即这是值得做（抵做）的，并能回应上帝的呼召。
有参加者问到迦南堂作为第一间教会申请社企基金，会否面对什么挑战；亦有参加者指有其教会执事听到开办社企的计划时，便鼓励应要安静等候代祷，领受异象，问及这应如何回应。郑家辉坦言，当向教会谈到社企有可能蚀钱时，教会便可能会觉得有问题；纪治兴指教会害怕承受这些风险，而且就算赚了钱也会害怕被指是在「做生意」。郑家辉表示，虽然如此，亦需要尝试，而当有教会开始尝试而且成功时，便会有其他教会开始跟随。他亦说这时候教会「死气沉沉」，鼓励她们更要想像一些新东西，能够自己得到满足，同时祝福他人。
郑家辉
予年轻人空间协作与创新
会上亦有三位青年社创家分享他们过往的社创经历。Harold指Hypersonic Lab的成立是以使命行先，并透过营商的方式来维持，且因此带来更大影响力。他发现有不少基督徒音乐人已在流行曲的市场中，他们也希望做好基督教音乐，只是缺乏资源及支持，令他更努力思考如何分配资源，以及将基督教音乐影响更多人。他指过往这一年多的营运都是蚀钱，而为下一场音乐会预售门票时，也害怕被人指是「敛财」，但举办音乐会也需要成本；他亦会反思为自己争取一份人工是否很过份。
至于已创办六年的吗哪餐厅，是透过营办餐饮接触基层，创办人方达贤指当与基层建立关系时，就会看见更多需要。现时餐厅聘请了两名社工，负责教基层小朋友英文班、举办妇女小组、中医义诊、派饭及探访。这些服侍对象都较难转介到教会群体，反而堂会接触一些基层人士时，会转介至吗哪餐厅，因为教会亦未必有团契有能力承载这些群体。刘肇恒现时则协作青年就业，并没有用过往一些青少年服务中心的做法。他认为那些中心的服务既不创新，亦不紧贴当下青年需要，所以期望跳出制度去思考。
有参加者问到青年社创是以牧养青少年为本，或是赚钱为本。Harold回应，他认识有不少基督徒音乐人已没有返教会，亦有一些青年是在教会的「乖乖仔」，懂自己制作电子音乐，在网上平台有过千万浏览，但在教会却没有空间发挥，只能帮忙执椅。他亦曾听到有牧者分享指，制作音乐也是好事，不过教会更重视牧养。他明白教会有其限制，但信仰就是生活，如果教会不更新，反问如何与人对话。Harold花不少时间与不同的音乐人群体「食饭吹水」，他认为这是与他们同行，给予空间一起协作及发挥。
方达贤指，餐厅在网络平台寻找义工时，有不少年轻人都主动问可怎样帮忙，这令他感受到新一代年轻人更具使命感，当看到一些有意义的事时就会回应及参与。刘肇恒提到，创立社企时亦主动聘请年轻人，并给予空间发挥，有耐性地发掘他们的潜能，这时年轻人也会感觉到别人与他们同行。进入「后物质」的世代，青年追求意义及价值多于金钱利益，他相信青年的才能，并指当他们认为有事情比玩电子游戏更有满足感，便会发挥自己的长处，回馈他人。
亦有参加者问到教会的定位及角色，Harold指教会可多思考一些事工会否有位置可对外合作，而当不少人都没有返教会时，教会亦需要思考新的模式。方达贤则指自己过往曾对教会感到愤怒，但现时与教会沟通多了，知道同工有心，惟教会亦有其限制。丰盛社企学会董事谢思熹博士在总结时指，社创只是一种途径，最理想的不只是有更多社企的出现，而是教会、非牟利机构及商界均有社创的理念，愿意创新地解决社会问题。
左起：刘肇恒、方达贤、Harold Chan、谢思熹
是次论坛由丰盛社企学会于十月廿三日在该会办公室举行及YouTube同步直播，主题为「实践神学、智慧与转化」，上午部份现场约有四十人参与，网上实时则有百多人参与。上午主题演讲还有纪治兴的「社创是实践创造托管（creation mandate）的一途？」，下午则设有三个相关的异象工作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