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香港教会群体而言，堂会应以什么形态存在，战后几十年在各个方面经历了不同的尝试──或关乎建筑空间（座堂、二楼教会、学校教会等等），或关乎聚会形式（跨龄集体崇拜、分龄牧养、小组教会等等），或关乎堂会与社区的关系（无墙教会、社区教会、网络教会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尝试，有因应「土地问题」一类的客观社会环境限制，有顾及堂会规模的运作与未来发展，也有基于不同宗派的堂会观念及神学考量；视堂会为牧区中心来牧养社会大众，或者视堂会为遗世独立的见证空间，大家对堂会形态与组织运作的要求，也就很不一样。
随着教会发展和时代演变，类似的堂会形态演变肯定仍会持续。说实在，固守传统的堂会，和破釜沉舟地改革的堂会，后者不一定比前者更能持久运作。这一点，只要回望教会历史，细数当中不同教会制度的兴起与变化，还有不同堂会的出现与湮没，就可得知。但每一次堂会尝试改变形态，对有关的信徒教牧而言，其实也是一次去芜存菁的信仰心灵盘点：有哪些原则对堂会而言至关重要？又有哪些是无关痛癢？每一间尝试改变的堂会，答案都不会完全一样，就如近期本报头版专题（1776及1781期）所展示的个案般，大家走的路不会完全相同。然而，大家与上主结连的信仰反省空间、与堂外不同信徒教牧的联系和守望，以及与未信者的接触和信仰分享，这些因素都明显有所顾及──如何借着堂会来搭建和维系人与上主、肢体和邻舍的信仰结连，对信仰群体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考量。
教会是神所呼召出来见证他的信仰群体，并不限于四堵墙之内，这说法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本地教会讨论「无墙教会」的概念开始，就已经为不少堂会发展论述所触及。今天，对于香港大约一千三百间基督新教堂会而言，这说法已迹近老生常谈，就算因种种限制或软弱而未能实践得好，也总会听闻过和论说过。面对未来，随着各项公民自由备受侵蚀，权力不受有效制衡约束，社会环境相信只会更加浪急风高，宗教自由亦只会唇亡齿寒。面对此情此景，我们能否继续在这缺陷世界见证上主，关键在于教会群体是否晓得最值得珍惜和守护的是什么──对上主公义怜悯的追寻，以致在弯曲悖谬的世代能够知所辨识；对肢体的彼此相爱，以致大家能看到上主在我们中间；还有对他者的慷慨，以致我们能够成为他赐福他人的出口。属于「四堵墙」的营运因素并非不重要，有时也是凡事谢恩的要点之一，却明显并非最优先。这方面的优次抉择，既让信徒教牧行事知轻重，也决定了在未来的浪急风高里，有多少堂会在迷惘慌张里窒息于今世的忧虑和威吓之中，会众愈见凋零；又有多少堂会能够哺育信徒，使他们可以靠着基督，勇往前行，活出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