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教会群体就德国神学家潘霍华（Bonhoeffer）在1933年离开德国远赴伦敦的决定展开讨论，并引述神学家巴特（Karl Barth）与潘霍华的部份信件内容来谈论关于离开和留守的问题。本文认为倘若我们要借用潘霍华在1933年的决定来进行某种「借古讽今」，必须先尽力贴近当时的历史处境和当事人的考虑，无意地（或有意地）以偏概全、忽略诸多的重要事实，是不恰当的做法；其次，本文立论是想指出，潘霍华在1933年离开德国远赴伦敦的决定，完全没有打算在抗争战线上抽身而出，也并非情非得已的一时冲动，而是有计划、有目的、有策略地开展另一场教会斗争战线的重要考虑，这种将德国抵抗运动的斗争战线联系到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考虑，是潘霍华在伦敦一年半时间里的重要工作。倘若潘霍华的例子对我们今天是有意义的话，似乎正正表达出跟某些香港神学工作者相反的结论，就是离开和留守并非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借用某些香港神学工作者的说法，倘若「存在」是重要，我们其实更应该问的是：如何存在？为谁存在？在哪里存在？
在1932年德国国会选举中，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简称纳粹党）获得大举胜利，1933年1月30日，帝国总理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正式任命希特拉为帝国元首。同年4月7日，帝国议会通过俗称《雅利安条款》（Aryan paragraph，正式名称是《公务机构改组法》〔Law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Civil Service〕），命令所有公务机关（包括基督新教与罗马公教），驱逐所有犹太人、犹太后裔，以及其他指定不受欢迎者。雅利安条款马上成为德国教会的最重要议题，所谓「教会斗争」（Kirchenkampf）也随之揭幕。亲纳粹的德意志基督徒（German Christian）迅速在德国的地区教会之间推动法例，以致雅利安条款获得广大认同。德意志基督徒企图响应希特拉的号召，旨在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认同纳粹新秩序的「德意志」基督教会。他们不仅在民族、血统和种族的意识形态上下功夫，还企图修改教会法来改变教会。依此，雅利安条款将成为一道重要的「政治—教会」角力的场所。倘若德国教会接纳雅利安条款，意味着非雅利安裔（犹太裔）的神职人员及牧者将被排除在牧职之外。
SA call for the boycott of Jewish shops in Berlin; April 1, 1933.
参与跟德意志基督徒的神学斗争
潘霍华从1931-32年间，就经已参与跟德意志基督徒的神学斗争，后者（早于雅利安条款和希特拉取得政治力量之前）积极于从基督教信仰中引入民族、血统和种族的观念，企图以创造秩序的神学观念来证成一套结合德国民族与基督教会的「纯正」教义；潘霍华指摘这种缺乏基督论的错谬创造论，并视基督论才是理解教会存在的唯一锁匙。在1933年10月远赴伦敦之前，潘霍华在这关键的一年积极投入于当时的整个教会斗争当中：仍是柏林大学讲师的他讲授「基督论」；联结当时的反抗组织「青年宗教改革运动」（Young Reformation movement）对抗德意志基督徒；6月出版〈教会与犹太人问题〉；直至8月，积极参与制定和商议《伯特利宣言》（可被视为《巴门宣言》的前身），是一份重新强调宗教改革精神来抵抗德意志信徒纳粹精神的神学文献；公开支持当时第一个由尼莫拉 （Martin Niemöller） 领导的最主要的教会抵抗组织──牧师紧急联盟（Pastors’ Emergency League，这组织就是认信教会的前身）。
可见在1933年德国教会处于政治纷乱的局势中，潘霍华并没有退缩，并且非常清楚地将整个问题归结为基督教会的生死存亡问题。那就是倘若教会一旦决定以民族和种族来奠基自身，她就不再是以圣经和宗教改革精神来建立的耶稣基督的教会。前者只是一个崇拜民族精神这偶像的基督教异端，依此，德国教会是否引入和奉行《雅利安条款》就并非一个教会是否失德的支节问题，而是属于认信处境（status confessionis）的信仰问题。
潘霍华在1933年离开德国到伦敦这个决定，完全并非一个匆忙又自私的决定。当时，德国教会斗争的神学议题对他而言是非常清楚的，他亦对自己所站的位置没有半点怀疑。他当时只是对抗争的策略而非立场有所顾虑；并且，他感觉到自己的激进立场似乎在抵抗运动中不受接纳，什至有被孤立的状态。在这个脉络下，他给在波恩 （Bonn）的巴特（Karl Barth）的信件，就完全不应被解读为「一个在抗争运动中逃离前线逃兵」的悔过之词。其实，当潘霍华在1933年10月到达伦敦后才写信给巴特，有两个目的：第一、让这位神学前辈（巴特也是在抗争运动中较积极的一员）知道自己的心路历程和工作的状态；第二，到达伦敦后而非之前写信给巴特，就是不指望巴特会对这趟伦敦之行会有同情的理解。依此，非常确定的是潘霍华在信中并非要向巴特寻求指导，或渴望巴特能同情、理解和支持自己到伦敦的决定。然而，巴特的回信中所表达的不悦和责备，只能理解为巴特对潘霍华的误解，什至反映出巴特的某种自怜（Charles Marsh 语）。
赴伦敦前清楚与普世合一运动结盟使命
潘霍华在赴伦敦前就非常清楚这次伦敦之旅有着重要的使命：与普世合一运动的结盟。他认为与德意志基督徒的抗争有两条战线，一是德国境内的内部抗争，二是联络境外国际组织的外部工作。潘霍华当时之所以需要在普世合一运动中争取支持，是由于国外基督教群体和其他组织对德国当时的教会斗争普遍缺乏一手的认识，以致容易误认德意志基督徒为德国基督教会的正式参与普世运动的代表。若然情况如此，德国抗争的信仰群体将会非常被动，并且无法让外部人士了解德意志基督徒的意识形态化信仰。简而言之，潘霍华与普世合一运动成员间的工作，就是要摧毁德意志基督徒作为耶稣基督教会的合法性，并努力让抗争的教会群体能成为参与普世合一运动中的一员，表达他们的信仰立场。
潘霍华并非到伦敦时才展开他接触普世合一运动的工作，在1933年7月，普世合一的英国分部主席Bishop Arthur Burroughs对于潘霍华的伦敦之行就表示了正面的肯定，「你（潘霍华）也许可成为德国的诠释者。」柏林教会总监Emil Karov写信给潘霍华说：「你（潘霍华）的决定将因着你的普世合一连系所建立的外部联系而带来积极的影响。」据Keith Clements（一位就潘霍华与普世合一运动关系，并对潘霍华在1933-35年间在伦敦生活有深入研究的学者）指出，有非常多的证据让我们知道，潘霍华在伦敦实际上是以一种普世合一运动的高度来处理当时德国教会的问题，以致这位德国教会斗争中的坚定份子与海外普世合一运动间的微妙关系就成为关注的对象，尤其是当时的德国政府。由于潘霍华在1933年夏天高调表达他的抵抗态度，以致他向德国有关部门申请到伦敦的做法，引起教会对外关系部门的怀疑。当时处理潘霍华出国申请的教会对外关系部门主管海克尔 （Heckel）表明批准潘霍华到伦敦的条件，就是他必须同意拒绝参与所有普世合一运动的活动。正如上文所述，潘霍华的伦敦之行，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联络普世合一运动有关人士；所以，他当时在与帝国主教Ludwig Müller的会议中，坚持要获得德国教会的官方承认到伦敦的牧养工作，并且表达清楚他决非代表德意志基督徒，并反客为主地表示，若德国教会有任何怀疑的话，可否决他的出国申请。翌日，潘霍华收到获准出国通知。
依此，无论是巴特或对当时其他在抗争前线的信徒而言，倘若以为只能在德国本土内部战线上参与抗争才是最恰当的话，潘霍华明显对此不以为然。他在一封给予海克尔（Heckel）的信中这样说：
「我并非德意志基督徒，也不能坦诚地在海外代表德意志基督徒。当然，我首要的责任是在〔伦敦〕德国群体中作牧师，但我相信，因着普世合一运动带来在英国教会中居领导位置的信徒之间的连系，并且我在教会普世合一运动中的目标之个人旨趣，将无可避免地，让我被呼召在德国教会与德意志基督徒的事情上有一个位置，因为别人将会向我询问这些事情……倘若我无法澄清我上述的立场，我宁可放弃伦敦之行。」
从这封信件内容看来，潘霍华到伦敦除了服侍伦敦的德国信徒外有两个重要目的：继绩参与德国教会斗争和普世合一运动！他无意视伦敦为一个退隐和抽身之地，也不认为只有留在德国本土才能发挥最有效的抗争力量；相反，潘霍华的伦敦之行是将德国教会斗争的战线扩大到一个国际层面，并把抵抗组织的斗争策略带到一个新的阶段。依此，他在1935年4月中旬回国担任认信教会非法神学院的领导角色，也是他在教会斗争过程中的延续。
Members of the Confessing Church
结语
本文并无详细交代潘霍华在伦敦十八个月内的重要工作，也无意评价他的伦敦之行所取得的成效，什至，这些工作究竟在哪种意义下对德国抵抗运动带来重要的影响。幸好，这些资料都可以在诸多研究潘霍华生平的学者，包括：Eberhard Bethge, Charles Marsh, Ferdinand Schlingensiepen, Christiane Tietz, Keith Clements等等，都有详细交代。只要肯花时间读书，就不会犯下那种粗疏大意的危险。以历史说教，可以是方便和廉价的手段，也可以是沉重担负，但前提是：历史还未搞清楚，说什么教训呢！
（分题为编者所拟）
潘霍华在伦敦Borough of Lewisham故居的纪念牌匾（图：Plaques of London） 守护自由空间，请支持基督教《时代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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