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教會群體就德國神學家潘霍華（Bonhoeffer）在1933年離開德國遠赴倫敦的決定展開討論，並引述神學家巴特（Karl Barth）與潘霍華的部份信件內容來談論關於離開和留守的問題。本文認為倘若我們要借用潘霍華在1933年的決定來進行某種「借古諷今」，必須先盡力貼近當時的歷史處境和當事人的考慮，無意地（或有意地）以偏概全、忽略諸多的重要事實，是不恰當的做法；其次，本文立論是想指出，潘霍華在1933年離開德國遠赴倫敦的決定，完全沒有打算在抗爭戰線上抽身而出，也並非情非得已的一時衝動，而是有計劃、有目的、有策略地開展另一場教會鬥爭戰線的重要考慮，這種將德國抵抗運動的鬥爭戰線聯繫到普世教會合一運動的考慮，是潘霍華在倫敦一年半時間裡的重要工作。倘若潘霍華的例子對我們今天是有意義的話，似乎正正表達出跟某些香港神學工作者相反的結論，就是離開和留守並非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借用某些香港神學工作者的說法，倘若「存在」是重要，我們其實更應該問的是：如何存在？為誰存在？在哪裡存在？
在1932年德國國會選舉中，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NSDAP，簡稱納粹黨）獲得大舉勝利，1933年1月30日，帝國總理興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正式任命希特拉為帝國元首。同年4月7日，帝國議會通過俗稱《雅利安條款》（Aryan paragraph，正式名稱是《公務機構改組法》〔Law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Civil Service〕），命令所有公務機關（包括基督新教與羅馬公教），驅逐所有猶太人、猶太後裔，以及其他指定不受歡迎者。雅利安條款馬上成為德國教會的最重要議題，所謂「教會鬥爭」（Kirchenkampf）也隨之揭幕。親納粹的德意志基督徒（German Christian）迅速在德國的地區教會之間推動法例，以致雅利安條款獲得廣大認同。德意志基督徒企圖響應希特拉的號召，旨在建立一個真正意義上，認同納粹新秩序的「德意志」基督教會。他們不僅在民族、血統和種族的意識形態上下功夫，還企圖修改教會法來改變教會。依此，雅利安條款將成為一道重要的「政治—教會」角力的場所。倘若德國教會接納雅利安條款，意味著非雅利安裔（猶太裔）的神職人員及牧者將被排除在牧職之外。
SA call for the boycott of Jewish shops in Berlin; April 1, 1933.
參與跟德意志基督徒的神學鬥爭
潘霍華從1931-32年間，就經已參與跟德意志基督徒的神學鬥爭，後者（早於雅利安條款和希特拉取得政治力量之前）積極於從基督教信仰中引入民族、血統和種族的觀念，企圖以創造秩序的神學觀念來證成一套結合德國民族與基督教會的「純正」教義；潘霍華指摘這種缺乏基督論的錯謬創造論，並視基督論才是理解教會存在的唯一鎖匙。在1933年10月遠赴倫敦之前，潘霍華在這關鍵的一年積極投入於當時的整個教會鬥爭當中：仍是柏林大學講師的他講授「基督論」；聯結當時的反抗組織「青年宗教改革運動」（Young Reformation movement）對抗德意志基督徒；6月出版〈教會與猶太人問題〉；直至8月，積極參與制定和商議《伯特利宣言》（可被視為《巴門宣言》的前身），是一份重新強調宗教改革精神來抵抗德意志信徒納粹精神的神學文獻；公開支持當時第一個由尼莫拉 （Martin Niemöller） 領導的最主要的教會抵抗組織──牧師緊急聯盟（Pastors’ Emergency League，這組織就是認信教會的前身）。
可見在1933年德國教會處於政治紛亂的局勢中，潘霍華並沒有退縮，並且非常清楚地將整個問題歸結為基督教會的生死存亡問題。那就是倘若教會一旦決定以民族和種族來奠基自身，她就不再是以聖經和宗教改革精神來建立的耶穌基督的教會。前者只是一個崇拜民族精神這偶像的基督教異端，依此，德國教會是否引入和奉行《雅利安條款》就並非一個教會是否失德的支節問題，而是屬於認信處境（status confessionis）的信仰問題。
潘霍華在1933年離開德國到倫敦這個決定，完全並非一個匆忙又自私的決定。當時，德國教會鬥爭的神學議題對他而言是非常清楚的，他亦對自己所站的位置沒有半點懷疑。他當時只是對抗爭的策略而非立場有所顧慮；並且，他感覺到自己的激進立場似乎在抵抗運動中不受接納，甚至有被孤立的狀態。在這個脈絡下，他給在波恩 （Bonn）的巴特（Karl Barth）的信件，就完全不應被解讀為「一個在抗爭運動中逃離前線逃兵」的悔過之詞。其實，當潘霍華在1933年10月到達倫敦後才寫信給巴特，有兩個目的：第一、讓這位神學前輩（巴特也是在抗爭運動中較積極的一員）知道自己的心路歷程和工作的狀態；第二，到達倫敦後而非之前寫信給巴特，就是不指望巴特會對這趟倫敦之行會有同情的理解。依此，非常確定的是潘霍華在信中並非要向巴特尋求指導，或渴望巴特能同情、理解和支持自己到倫敦的決定。然而，巴特的回信中所表達的不悅和責備，只能理解為巴特對潘霍華的誤解，甚至反映出巴特的某種自憐（Charles Marsh 語）。
赴倫敦前清楚與普世合一運動結盟使命
潘霍華在赴倫敦前就非常清楚這次倫敦之旅有著重要的使命：與普世合一運動的結盟。他認為與德意志基督徒的抗爭有兩條戰線，一是德國境內的內部抗爭，二是聯絡境外國際組織的外部工作。潘霍華當時之所以需要在普世合一運動中爭取支持，是由於國外基督教群體和其他組織對德國當時的教會鬥爭普遍缺乏一手的認識，以致容易誤認德意志基督徒為德國基督教會的正式參與普世運動的代表。若然情況如此，德國抗爭的信仰群體將會非常被動，並且無法讓外部人士了解德意志基督徒的意識形態化信仰。簡而言之，潘霍華與普世合一運動成員間的工作，就是要摧毀德意志基督徒作為耶穌基督教會的合法性，並努力讓抗爭的教會群體能成為參與普世合一運動中的一員，表達他們的信仰立場。
潘霍華並非到倫敦時才展開他接觸普世合一運動的工作，在1933年7月，普世合一的英國分部主席Bishop Arthur Burroughs對於潘霍華的倫敦之行就表示了正面的肯定，「你（潘霍華）也許可成為德國的詮釋者。」柏林教會總監Emil Karov寫信給潘霍華說：「你（潘霍華）的決定將因著你的普世合一連繫所建立的外部聯繫而帶來積極的影響。」據Keith Clements（一位就潘霍華與普世合一運動關係，並對潘霍華在1933-35年間在倫敦生活有深入研究的學者）指出，有非常多的證據讓我們知道，潘霍華在倫敦實際上是以一種普世合一運動的高度來處理當時德國教會的問題，以致這位德國教會鬥爭中的堅定份子與海外普世合一運動間的微妙關係就成為關注的對象，尤其是當時的德國政府。由於潘霍華在1933年夏天高調表達他的抵抗態度，以致他向德國有關部門申請到倫敦的做法，引起教會對外關係部門的懷疑。當時處理潘霍華出國申請的教會對外關係部門主管海克爾 （Heckel）表明批准潘霍華到倫敦的條件，就是他必須同意拒絕參與所有普世合一運動的活動。正如上文所述，潘霍華的倫敦之行，其中一個重要的目標就是聯絡普世合一運動有關人士；所以，他當時在與帝國主教Ludwig Müller的會議中，堅持要獲得德國教會的官方承認到倫敦的牧養工作，並且表達清楚他決非代表德意志基督徒，並反客為主地表示，若德國教會有任何懷疑的話，可否決他的出國申請。翌日，潘霍華收到獲准出國通知。
依此，無論是巴特或對當時其他在抗爭前線的信徒而言，倘若以為只能在德國本土內部戰線上參與抗爭才是最恰當的話，潘霍華明顯對此不以為然。他在一封給予海克爾（Heckel）的信中這樣說：
「我並非德意志基督徒，也不能坦誠地在海外代表德意志基督徒。當然，我首要的責任是在〔倫敦〕德國群體中作牧師，但我相信，因著普世合一運動帶來在英國教會中居領導位置的信徒之間的連繫，並且我在教會普世合一運動中的目標之個人旨趣，將無可避免地，讓我被呼召在德國教會與德意志基督徒的事情上有一個位置，因為別人將會向我詢問這些事情……倘若我無法澄清我上述的立場，我寧可放棄倫敦之行。」
從這封信件內容看來，潘霍華到倫敦除了服侍倫敦的德國信徒外有兩個重要目的：繼績參與德國教會鬥爭和普世合一運動！他無意視倫敦為一個退隱和抽身之地，也不認為只有留在德國本土才能發揮最有效的抗爭力量；相反，潘霍華的倫敦之行是將德國教會鬥爭的戰線擴大到一個國際層面，並把抵抗組織的鬥爭策略帶到一個新的階段。依此，他在1935年4月中旬回國擔任認信教會非法神學院的領導角色，也是他在教會鬥爭過程中的延續。
Members of the Confessing Church
結語
本文並無詳細交代潘霍華在倫敦十八個月內的重要工作，也無意評價他的倫敦之行所取得的成效，甚至，這些工作究竟在哪種意義下對德國抵抗運動帶來重要的影響。幸好，這些資料都可以在諸多研究潘霍華生平的學者，包括：Eberhard Bethge, Charles Marsh, Ferdinand Schlingensiepen, Christiane Tietz, Keith Clements等等，都有詳細交代。只要肯花時間讀書，就不會犯下那種粗疏大意的危險。以歷史說教，可以是方便和廉價的手段，也可以是沉重擔負，但前提是：歷史還未搞清楚，說甚麼教訓呢！
（分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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