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论坛讯】自《港区国安法》实施后，社会空间不断收窄，不少人为了生活和前途，选择离开家乡。面对社会处境动盪不安，抱有信仰的基督徒该如何面对？如何决定自己的命途？在日前的网上讲座「留下来的人──卫理公会四位中国会督的终章」中，主要研究循道卫理宗在华历史的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宗教学哲学博士生洪善丰分享了四位中国卫理公会会督生平、他们在四九年前后的选择，以及他们的结局，盼为今天的我们带来启发。
洪善丰指，一九四一年三月，正值抗日时期，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选出了四位会督。当时的上海是全国基督教的核心，许多教会、差会和机构都设于当地，又因为处于租界範围，纵然周边有不同的政权冲突，受西方管辖的上海未受炮火波及，亦成了周边地区的避难所。但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形势急剧转变，日军向英美全面宣战，不少外籍宣教士更成为日军阶下囚。不过，抗日战争后，教会仍未迎来平安。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面对无神论的政权，当时有不少信徒选择离去，宣教士分批撤出，交棒给华人牧师。面对种种处境，四位会督如何在政权和教会的张力中作出选择？
洪善丰提到，力宣德会督（George Carleton Lacy）一八八八年生于福州宣教士家庭，一九四九年新政权上台以后，他仍留在大陆。但后来形势转变，力宣德希望却不获批离境，洪善丰估计，这可能政权想在他身上套料、或视他为把柄。纵然面对政权的压逼，力宣德却在上主所安排的地方选择留下，最终在中国离世，下葬时只有他的厨师为其作见证，情况坎坷。
力宣德会督安葬在福州洋墓亭教会公墓
Illustration of Foochow Mission Cemetery, ca. 1858, by Erastus Wentworth
生于一八八二年的黄安素会督（Ralph A. Ward）在美国出生，一九〇九年来华。二战期间曾两度被捕，困于集中营中，而在日军侵华期间，他曾这样写道：「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其他时期，（比当时）外国宣教士、中国信徒和中国教会更受当地中国人民尊重。这是因为在人民精神和肉体上受苦难时，教会伸出援手。」直到一九五〇年秋天，他曾离开中国，之后又回到亚洲，并建立了台湾及香港卫理公会。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一日，黄安素回到天家。后来，教会在港台两地都建立了「安素堂」，纪念这位牧者。
陈文渊会督生于一八九七年在福州出生，在杜克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但他最后回到中国，在大学任教。后来，政权为清除教内与外国和「不法势力」的勾结，出现了控诉运动，陈文渊成为「控诉运动」中最早被批判的四位中国教会领袖之一。之后，有关陈文渊的消息已经不多，只知道他到了劳改营，一九五九年因病获释，最后因胃癌与肝衰竭，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八日于重庆病逝。
洪善丰指，江长川会督是最复杂、最具争议的一位：他曾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并在控诉运动中控诉黄安素和陈文渊。他控诉的诉词提及﹕陈文渊甘心为美帝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特务所用，又指陈文渊与三民主义青年团勾结，并帮助宋美龄主持的新生活运动，向美帝主义请求援助。我们或会问，应如何评价江长川？他是否攀附权贵？还是为保存教会而下跪？洪善丰指，江长川一生十分复杂，他在不同的权力和人物中穿梭，看似保住了教会，却同时令许多信徒因失望而离开。而江长川对陈文渊的批判，亦对教会带来了很大伤害。
最后，洪善丰提醒，面对去或留争论，每个人都能对他人作出批判，但每个人其实面对的处境都不同，实是难以批判。因为各人都要亲自向上主交帐，所以不需要用华丽的宗教措词作解释。他希望，透过四位曾在不同势力和政权中穿插的会督能作为参考和鼓励，让我们学效前人如何面对政权和教会的张力，思考我们该如何为教会和小组作准备。
是次聚会由香港中文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及中国基督教史学会合办，在八月十八日网上直播，约有九十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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