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論壇訊】自《港區國安法》實施後，社會空間不斷收窄，不少人為了生活和前途，選擇離開家鄉。面對社會處境動盪不安，抱有信仰的基督徒該如何面對？如何決定自己的命途？在日前的網上講座「留下來的人──衛理公會四位中國會督的終章」中，主要研究循道衛理宗在華歷史的美國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宗教學哲學博士生洪善丰分享了四位中國衛理公會會督生平、他們在四九年前後的選擇，以及他們的結局，盼為今天的我們帶來啟發。
洪善丰指，一九四一年三月，正值抗日時期，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選出了四位會督。當時的上海是全國基督教的核心，許多教會、差會和機構都設於當地，又因為處於租界範圍，縱然周邊有不同的政權衝突，受西方管轄的上海未受炮火波及，亦成了周邊地區的避難所。但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發生後，形勢急劇轉變，日軍向英美全面宣戰，不少外籍宣教士更成為日軍階下囚。不過，抗日戰爭後，教會仍未迎來平安。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面對無神論的政權，當時有不少信徒選擇離去，宣教士分批撤出，交棒給華人牧師。面對種種處境，四位會督如何在政權和教會的張力中作出選擇？
洪善丰提到，力宣德會督（George Carleton Lacy）一八八八年生於福州宣教士家庭，一九四九年新政權上台以後，他仍留在大陸。但後來形勢轉變，力宣德希望卻不獲批離境，洪善丰估計，這可能政權想在他身上套料、或視他為把柄。縱然面對政權的壓逼，力宣德卻在上主所安排的地方選擇留下，最終在中國離世，下葬時只有他的廚師為其作見證，情況坎坷。
力宣德會督安葬在福州洋墓亭教會公墓
Illustration of Foochow Mission Cemetery, ca. 1858, by Erastus Wentworth
生於一八八二年的黃安素會督（Ralph A. Ward）在美國出生，一九〇九年來華。二戰期間曾兩度被捕，困於集中營中，而在日軍侵華期間，他曾這樣寫道：「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其他時期，（比當時）外國宣教士、中國信徒和中國教會更受當地中國人民尊重。這是因為在人民精神和肉體上受苦難時，教會伸出援手。」直到一九五〇年秋天，他曾離開中國，之後又回到亞洲，並建立了台灣及香港衛理公會。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一日，黃安素回到天家。後來，教會在港台兩地都建立了「安素堂」，紀念這位牧者。
陳文淵會督生於一八九七年在福州出生，在杜克大學獲得心理學博士。但他最後回到中國，在大學任教。後來，政權為清除教內與外國和「不法勢力」的勾結，出現了控訴運動，陳文淵成為「控訴運動」中最早被批判的四位中國教會領袖之一。之後，有關陳文淵的消息已經不多，只知道他到了勞改營，一九五九年因病獲釋，最後因胃癌與肝衰竭，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八日於重慶病逝。
洪善丰指，江長川會督是最複雜、最具爭議的一位：他曾任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副主席，並在控訴運動中控訴黃安素和陳文淵。他控訴的訴詞提及﹕陳文淵甘心為美帝主義和蔣介石匪幫特務所用，又指陳文淵與三民主義青年團勾結，並幫助宋美齡主持的新生活運動，向美帝主義請求援助。我們或會問，應如何評價江長川？他是否攀附權貴？還是為保存教會而下跪？洪善丰指，江長川一生十分複雜，他在不同的權力和人物中穿梭，看似保住了教會，卻同時令許多信徒因失望而離開。而江長川對陳文淵的批判，亦對教會帶來了很大傷害。
最後，洪善丰提醒，面對去或留爭論，每個人都能對他人作出批判，但每個人其實面對的處境都不同，實是難以批判。因為各人都要親自向上主交帳，所以不需要用華麗的宗教措詞作解釋。他希望，透過四位曾在不同勢力和政權中穿插的會督能作為參考和鼓勵，讓我們學效前人如何面對政權和教會的張力，思考我們該如何為教會和小組作準備。
是次聚會由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及中國基督教史學會合辦，在八月十八日網上直播，約有九十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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