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月初至今，香港接连失去了三个深入公民社会骨髓的组织──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民间人权阵线（民阵）、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其中，带来最深层、最广泛、最久远震盪，而且跟基督信仰群体关系最大的，大概要算教协的被消失了。
公民社会中的教协
在讲求绝对国家安全的新形势下，三个组织受政治威吓而别无选择地选择解散，「令人惋惜」应该是个understatement，即是压抑情绪之下故作平淡的说法。我们大可以对它们的路线和作风有差天共地的评价──太激、太温和、太左、太大中华、太本土、太执着、太易妥协，怎么都好，但不可能否定它们在香港公民社会里的位置。它们的结束，是对一九八〇年代以来渐次成熟的本地公民社会的重击，这是任何正常、合理的观察都难以否定的判断，却也正是那股要令它们消失的力量所期待的结果。
当局本来就视民阵和支联会为眼中钉，但过去碍于民意民情而忍受它们存在，也不得不装出基本风度跟它们合作；经过两年社会政治异变，它们在超强政治压力下解体，也不难预见。然而当局跟教协长期以来都有良好合作和互动，主管教育的官员经常出席它的活动；三年前教协庆祝四十五周年，特首还亲临致贺，盛赞它对香港教育的贡献。如今连教协都要走到这一步，难免教人错愕──过去几十年来，教协根本是个非常「人畜无害」（harmless）的团体，虽有明显政治定位，但那定位正常、「正路」到不得了（譬如支持香港民主发展、支持双普选等等《基本法》本来就写明的目标），表达也温文得「几乎唔多觉」。然而，中央竟然出动高级别的强劲火力，连环强攻，而且得势不饶人，打到教协宣布解散之后，还继续开火，保安局长什至说当局对所谓「违法者」的追究「永不止息」！圣经形容「爱」的言词，竟被挪用来描述一个赶尽杀绝的行动，足以令任何认真读圣经的人作呕。
遭重炮轰击的教协
历来中央或相关阵营若要对付那些令他们不爽的人物或组织，常见有三个级别的做法：
最温和的，是透过本地亲建制或所谓中立媒体发动舆论。一般人遇到这些情况，言行大概都会稍为收敛一下，低调一点就算了；大胆或者「唔识惊」者，或许一笑置之，但日后总会「小心睇路」，无谓硬碰。
高一级的，是由中联办直接指挥的《大公》、《文汇》两报和相关媒体发炮，什至由《人民日报》直辖的边缘官媒《环球时报》做打手，指名道姓、措辞火爆、罗列罪名。稍有规模的组织遇到这样的情况，大多会发表回应声明，申明纯属误解、无意跟中央对抗、绝不参与违反中央之事；若是个人，反应冷静者从此收声、规行矩步，什至宣布不再涉足政事，反应较强烈者则急急部署离开香港，不立危墙下，不吃眼前亏。
最高级别的，是由中央级官媒亲自出手，点名批评，那就表明是国家级攻击，已经无弯可转。七月三十日晚上，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差不多同步发表针对教协的评论，即属此类。
按正常推断，中央官媒高规格「招呼」教协，应当是为了设定议程（set the agenda）：先在教协相关的圈子制造恐慌割席潮，引发会员退会、商户停止供货、教育界停止合作等等；同时提供弹药给香港特区政府和各种亲建制力量，让它们放胆做它们要做的事情。如此，教协必然迅速「阴干」，失去能量，成为无关痛癢的「过去式」组织。不料世界真的不能再按正常推断，当局原来那么急不及待，力求极速了断：教育局在央媒评论翌日下午就发表声明，宣布不再承认教协的教育团体身份，停止所有合作。政府人员原本星期六下午都在放假，你几时见过教育局会在星期六下午作任何重要宣布？我相信这大概是超过半世纪以来第一次。到星期一，特首又跟着拍子再唱一次。于是，哪管教协如何低声下气，连续一周节节退让，结局都早已写在墙上了。从央媒发炮到教协宣布解散，前后不过十二日。
（资料图片）
从来爱国的教协
教协被国家级机器轰击至粉身碎骨，令人愕然之外，更叫人毛骨悚然。教协虽然从一开始就是个植根于本地运动的组织，但「爱国」也是他们从来都写在墙上的核心价值──当然，它所爱的是历史、文化、人文的中国，多于政治实体下的中国（即今日所谓「爱党」）。准确一点来说，教协的爱国并不受限于当前的政治现实，而是超越政党认同的；但与此同时，它又尊重和承认当前的政治现实，接受由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并在这个大前提下参与推动香港逐步迈向全面民主。（这其实也是香港泛民主派几十年来的主流立场，所以当年才有「民主回归」之主张。可是时移世易，几十年后此立场被激进版本土主义指控为「出卖港人」，又被激进版政权喉舌扭曲为「民主抗共」，当年具有压倒性绝大多数民意和舆论的立场，卅多年后被搓圆揿扁地任意鞭尸，教人无言。）
爱国作为核心价值，见诸教协历来对捍卫现代中国历史真相的执着，和感召香港人重视中国领土的努力。过去几十年来，日本屡次修改历史教科书，被指企图篡改和淡化侵华历史，在香港最大声疾呼、最高调抗议的，就是教协；上世纪八十年代，教协还为此而在维园举办大型群众集会，抗议日本篡改侵华史实。若没有这些行动，没有媒体关注，相信没有几多个务实忙碌、「锺意返工」的香港人会注意到。九十年代，因为日本对钓鱼台群岛有所动作，教协又与其他群体发动抗议，举办群众集会声讨日本军国主义。除了这些大规模和高调的行动之外，在爱国的核心价值指导下，教协更一直做着不知凡几的深层爱国教育工作，在不知多少代的年轻教师和他们所接触的无数学生中间，薰陶一份真正的爱国情怀──正视中国苦难、认识中国文化、欣赏中国河山、爱护中国人民、关心中国前途。
根据教协创会会长司徒华在回忆录《大江东去》提及，教协创办伊始，他就一直受到港英殖民地政府严密监视，恐防他跟中共关系太密切；但中共同时又一直尝试渗透、收编教协（什至曾经成功进入教协领导层），可见政治势力的两端都明白它的影响力。它却一直保持政治上的独立地位，不跟任何当权政党挂钩。接近半个世纪以来，在香港这块本来无什国家意识的土地上，不受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支配、不受特定的政治力量指挥（因此也没有任何政治油水可捞），却不懈地推动深层次的真正爱国情怀，除了教协，试问还有谁？
如今新形势下，反转猪肚，真诚的爱国者顿然变成党国的敌人。夫复何言？
二○一五年七月，教协曾联同保钓行动委员会到日本驻港总领事馆请愿，要求日本不要篡改教科书淡化侵华历史。（Now新闻截图）
基督宗教脉络下的教协
教协本身既非宗教组织，亦无正式宗教联系。尽管创会会长司徒华是浸信会受浸教友，但他在公众面前从来都对其宗教身份极度低调；教协成立之初，还订立了他称为「不得贩卖私货」的戒条，不容许理事和工作人员把自己的信仰（政治、宗教等）带进会务里。纵使如此，教协跟基督宗教还是有千丝万缕的非正式关连。
首先，教协尚未成立之前就已经跟教会有关系。促成教协组成的，是一九七〇年代初期的「文凭教师争取权益运动」（编按：或称「文凭教师薪酬运动」），在跟政府角力的过程中，领导运动的司徒华就曾经邀请三位宗教领袖（天主教徐诚斌主教、圣公会白约翰会督、中华基督教会总干事汪彼得牧师）担任中间人。为什么是他们三位呢？除了因为他们身为宗教领袖，在社会大众和政府高层之间的形象都相当正面之外，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分别领导着三个当时最庞大的办学团体，既是教师最大的雇主，也在本港的教育事业里举足轻重，足以左右大局。那次前所未有的教师工运，能够在关键时刻取得突破，多少也归功于他们三位在重要时刻发挥作用；司徒华在回忆录中，更数度盛赞徐诚斌主教的仗义和贡献。
一九七八年的金禧事件，公认是划时代的本地社会运动，简单来说，是一间天主教中学的师生揭发领导层敛财，教会被指包庇领导层，教育当局则粗暴处理（封校、解散师生），社会舆论哗然。教协所代表的师生一方，最终争取到部份诉求，各方均认为结果大致圆满，也普遍认为教协「做到嘢」，奠定了教协在教育界和社会上的地位。不过事件也令教协跟天主教会成为对立双方，司徒华在《大江东去》里也慨叹，假如开明的徐诚斌主教当时仍然在世，事件的走向一定不会这样。
除了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一直是规模庞大的办学团体之外，从事教育工作的基督徒更加不在少数。教育从来都是教会圈中认受程度什高的行业，虽然没有正式统计数字，但从一般观察都可以知道，教师行列之中的基督徒比例颇高（肯定远高于香港整体人口中的基督徒比例）。以此推论，教协九万多名会员里面，基督徒大概也不少，可能有一、两万，什至更多。教协解散，即是信徒群体之中有不少人失去了一个能够长期代表他们权益的工会。教会对于雇傭权益之事素来欠缺敏锐，信徒若遇到职场上的不公对待、雇傭纠纷，教会除了叫他们祈祷交托，一般不会、也不懂得怎样处理。基督徒教育工作者，也会遇到雇傭纠纷，没有了强而有力的工会，向谁求助呢？说不定，有些基督教办学团体什至会觉得，跟教师产生矛盾的时候少了一个「阻头阻势」的工会作梗，因而暗自庆幸。
在民间社会被尽情辗碎的当下，不少教会中人比「那些没有指望的人」更悲情、更「腾鸡」、更不知所措，或者更不问世事。我当然不会天真到寄望教会能够站出来，另行组织一个捍卫教育专业、关注教育事务、维护教师权益的组织。事实上，在可见的将来（假如还有什么是「可见」的话），不管教内教外，任何打正招牌展现民间力量的行动根本都不可能再出现。教会跟各方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就更加不敢造次了。
然而，教会其实也是民间团体，信徒也是民间社会的一份子。教协的消亡，对基督徒群体来说，怎也是件值得哀伤的事，信徒群体的无感、冷漠，令人不安、太不安。
作者为出身于殖民地公务员世家，又成长于爱国家族的传媒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