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八月初至今，香港接連失去了三個深入公民社會骨髓的組織──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民間人權陣線（民陣）、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其中，帶來最深層、最廣泛、最久遠震盪，而且跟基督信仰群體關係最大的，大概要算教協的被消失了。
公民社會中的教協
在講求絕對國家安全的新形勢下，三個組織受政治威嚇而別無選擇地選擇解散，「令人惋惜」應該是個understatement，即是壓抑情緒之下故作平淡的說法。我們大可以對它們的路線和作風有差天共地的評價──太激、太溫和、太左、太大中華、太本土、太執著、太易妥協，怎麼都好，但不可能否定它們在香港公民社會裡的位置。它們的結束，是對一九八〇年代以來漸次成熟的本地公民社會的重擊，這是任何正常、合理的觀察都難以否定的判斷，卻也正是那股要令它們消失的力量所期待的結果。
當局本來就視民陣和支聯會為眼中釘，但過去礙於民意民情而忍受它們存在，也不得不裝出基本風度跟它們合作；經過兩年社會政治異變，它們在超強政治壓力下解體，也不難預見。然而當局跟教協長期以來都有良好合作和互動，主管教育的官員經常出席它的活動；三年前教協慶祝四十五週年，特首還親臨致賀，盛讚它對香港教育的貢獻。如今連教協都要走到這一步，難免教人錯愕──過去幾十年來，教協根本是個非常「人畜無害」（harmless）的團體，雖有明顯政治定位，但那定位正常、「正路」到不得了（譬如支持香港民主發展、支持雙普選等等《基本法》本來就寫明的目標），表達也溫文得「幾乎唔多覺」。然而，中央竟然出動高級別的強勁火力，連環強攻，而且得勢不饒人，打到教協宣佈解散之後，還繼續開火，保安局長甚至說當局對所謂「違法者」的追究「永不止息」！聖經形容「愛」的言詞，竟被挪用來描述一個趕盡殺絕的行動，足以令任何認真讀聖經的人作嘔。
遭重炮轟擊的教協
歷來中央或相關陣營若要對付那些令他們不爽的人物或組織，常見有三個級別的做法：
最溫和的，是透過本地親建制或所謂中立媒體發動輿論。一般人遇到這些情況，言行大概都會稍為收斂一下，低調一點就算了；大膽或者「唔識驚」者，或許一笑置之，但日後總會「小心睇路」，無謂硬碰。
高一級的，是由中聯辦直接指揮的《大公》、《文匯》兩報和相關媒體發炮，甚至由《人民日報》直轄的邊緣官媒《環球時報》做打手，指名道姓、措辭火爆、羅列罪名。稍有規模的組織遇到這樣的情況，大多會發表回應聲明，申明純屬誤解、無意跟中央對抗、絕不參與違反中央之事；若是個人，反應冷靜者從此收聲、規行矩步，甚至宣佈不再涉足政事，反應較強烈者則急急部署離開香港，不立危牆下，不吃眼前虧。
最高級別的，是由中央級官媒親自出手，點名批評，那就表明是國家級攻擊，已經無彎可轉。七月三十日晚上，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差不多同步發表針對教協的評論，即屬此類。
按正常推斷，中央官媒高規格「招呼」教協，應當是為了設定議程（set the agenda）：先在教協相關的圈子製造恐慌割蓆潮，引發會員退會、商戶停止供貨、教育界停止合作等等；同時提供彈藥給香港特區政府和各種親建制力量，讓它們放膽做它們要做的事情。如此，教協必然迅速「陰乾」，失去能量，成為無關痛癢的「過去式」組織。不料世界真的不能再按正常推斷，當局原來那麼急不及待，力求極速了斷：教育局在央媒評論翌日下午就發表聲明，宣佈不再承認教協的教育團體身份，停止所有合作。政府人員原本星期六下午都在放假，你幾時見過教育局會在星期六下午作任何重要宣佈？我相信這大概是超過半世紀以來第一次。到星期一，特首又跟著拍子再唱一次。於是，哪管教協如何低聲下氣，連續一週節節退讓，結局都早已寫在牆上了。從央媒發炮到教協宣佈解散，前後不過十二日。
（資料圖片）
從來愛國的教協
教協被國家級機器轟擊至粉身碎骨，令人愕然之外，更叫人毛骨悚然。教協雖然從一開始就是個植根於本地運動的組織，但「愛國」也是他們從來都寫在牆上的核心價值──當然，它所愛的是歷史、文化、人文的中國，多於政治實體下的中國（即今日所謂「愛黨」）。準確一點來說，教協的愛國並不受限於當前的政治現實，而是超越政黨認同的；但與此同時，它又尊重和承認當前的政治現實，接受由中國共產黨統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並在這個大前提下參與推動香港逐步邁向全面民主。（這其實也是香港泛民主派幾十年來的主流立場，所以當年才有「民主回歸」之主張。可是時移世易，幾十年後此立場被激進版本土主義指控為「出賣港人」，又被激進版政權喉舌扭曲為「民主抗共」，當年具有壓倒性絕大多數民意和輿論的立場，卅多年後被搓圓撳扁地任意鞭屍，教人無言。）
愛國作為核心價值，見諸教協歷來對捍衛現代中國歷史真相的執著，和感召香港人重視中國領土的努力。過去幾十年來，日本屢次修改歷史教科書，被指企圖篡改和淡化侵華歷史，在香港最大聲疾呼、最高調抗議的，就是教協；上世紀八十年代，教協還為此而在維園舉辦大型群眾集會，抗議日本篡改侵華史實。若沒有這些行動，沒有媒體關注，相信沒有幾多個務實忙碌、「鍾意返工」的香港人會注意到。九十年代，因為日本對釣魚台群島有所動作，教協又與其他群體發動抗議，舉辦群眾集會聲討日本軍國主義。除了這些大規模和高調的行動之外，在愛國的核心價值指導下，教協更一直做著不知凡幾的深層愛國教育工作，在不知多少代的年輕教師和他們所接觸的無數學生中間，薰陶一份真正的愛國情懷──正視中國苦難、認識中國文化、欣賞中國河山、愛護中國人民、關心中國前途。
根據教協創會會長司徒華在回憶錄《大江東去》提及，教協創辦伊始，他就一直受到港英殖民地政府嚴密監視，恐防他跟中共關係太密切；但中共同時又一直嘗試滲透、收編教協（甚至曾經成功進入教協領導層），可見政治勢力的兩端都明白它的影響力。它卻一直保持政治上的獨立地位，不跟任何當權政黨掛鉤。接近半個世紀以來，在香港這塊本來無甚國家意識的土地上，不受特定的政治意識形態支配、不受特定的政治力量指揮（因此也沒有任何政治油水可撈），卻不懈地推動深層次的真正愛國情懷，除了教協，試問還有誰？
如今新形勢下，反轉豬肚，真誠的愛國者頓然變成黨國的敵人。夫復何言？
二○一五年七月，教協曾聯同保釣行動委員會到日本駐港總領事館請願，要求日本不要篡改教科書淡化侵華歷史。（Now新聞截圖）
基督宗教脈絡下的教協
教協本身既非宗教組織，亦無正式宗教聯繫。儘管創會會長司徒華是浸信會受浸教友，但他在公眾面前從來都對其宗教身份極度低調；教協成立之初，還訂立了他稱為「不得販賣私貨」的戒條，不容許理事和工作人員把自己的信仰（政治、宗教等）帶進會務裡。縱使如此，教協跟基督宗教還是有千絲萬縷的非正式關連。
首先，教協尚未成立之前就已經跟教會有關係。促成教協組成的，是一九七〇年代初期的「文憑教師爭取權益運動」（編按：或稱「文憑教師薪酬運動」），在跟政府角力的過程中，領導運動的司徒華就曾經邀請三位宗教領袖（天主教徐誠斌主教、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華基督教會總幹事汪彼得牧師）擔任中間人。為甚麼是他們三位呢？除了因為他們身為宗教領袖，在社會大眾和政府高層之間的形象都相當正面之外，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們分別領導著三個當時最龐大的辦學團體，既是教師最大的雇主，也在本港的教育事業裡舉足輕重，足以左右大局。那次前所未有的教師工運，能夠在關鍵時刻取得突破，多少也歸功於他們三位在重要時刻發揮作用；司徒華在回憶錄中，更數度盛讚徐誠斌主教的仗義和貢獻。
一九七八年的金禧事件，公認是劃時代的本地社會運動，簡單來說，是一間天主教中學的師生揭發領導層斂財，教會被指包庇領導層，教育當局則粗暴處理（封校、解散師生），社會輿論譁然。教協所代表的師生一方，最終爭取到部份訴求，各方均認為結果大致圓滿，也普遍認為教協「做到嘢」，奠定了教協在教育界和社會上的地位。不過事件也令教協跟天主教會成為對立雙方，司徒華在《大江東去》裡也慨嘆，假如開明的徐誠斌主教當時仍然在世，事件的走向一定不會這樣。
除了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一直是規模龐大的辦學團體之外，從事教育工作的基督徒更加不在少數。教育從來都是教會圈中認受程度甚高的行業，雖然沒有正式統計數字，但從一般觀察都可以知道，教師行列之中的基督徒比例頗高（肯定遠高於香港整體人口中的基督徒比例）。以此推論，教協九萬多名會員裡面，基督徒大概也不少，可能有一、兩萬，甚至更多。教協解散，即是信徒群體之中有不少人失去了一個能夠長期代表他們權益的工會。教會對於僱傭權益之事素來欠缺敏銳，信徒若遇到職場上的不公對待、僱傭糾紛，教會除了叫他們祈禱交託，一般不會、也不懂得怎樣處理。基督徒教育工作者，也會遇到僱傭糾紛，沒有了強而有力的工會，向誰求助呢？說不定，有些基督教辦學團體甚至會覺得，跟教師產生矛盾的時候少了一個「阻頭阻勢」的工會作梗，因而暗自慶幸。
在民間社會被盡情輾碎的當下，不少教會中人比「那些沒有指望的人」更悲情、更「騰雞」、更不知所措，或者更不問世事。我當然不會天真到寄望教會能夠站出來，另行組織一個捍衛教育專業、關注教育事務、維護教師權益的組織。事實上，在可見的將來（假如還有甚麼是「可見」的話），不管教內教外，任何打正招牌展現民間力量的行動根本都不可能再出現。教會跟各方的利益關係盤根錯節，就更加不敢造次了。
然而，教會其實也是民間團體，信徒也是民間社會的一份子。教協的消亡，對基督徒群體來說，怎也是件值得哀傷的事，信徒群體的無感、冷漠，令人不安、太不安。
作者為出身於殖民地公務員世家，又成長於愛國家族的傳媒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