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这福音不出售：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故事》翻译者介绍原作者冯炜文所讲述的，有关工委会的诞生、长成、历史、人脉、神学思想、在香港社会运动中之角力以及在教会内部的关系，覆盖长达五十年的历史。）
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工委会）新印行《这福音不出售：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故事》（2021，基道发行）中文版，本人有幸参与翻译。作者冯炜文自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八〇年出任工委会主任，此后多年以不同身份密切参与该会的工业宣教。本书故事由六〇年代讲到二〇〇四年，并附有多篇切题专文，内容十分丰富，我相信读者不难在本书找到颇具挑战的历史资源以及神学反思，例如：文化宣教是什么？原来工委会是宣教组织，冯炜文是宣教士，而宣教要进工厂做工人？香港教会怎样在六七暴动中惊醒？六〇及七〇年代，教会与工人的文化隔阂有如隔世鸿沟，此鸿沟能怎样凿破？七〇及八〇年代，工委会怎样登入立法局什至英国国会的殿堂去制定法律及社会政策，并更新这个成长中的工业城市的文明面貌，例如今日人人享有的每周休息日、公假、产假、工时限制、清盘赔偿保障、劳资审裁处的成立……？八〇及九〇年代仓皇迎九七：一场屠城怎样敲醒香港人心灵？民主运动怎样兴起使工委会也成为一个前线抗争组织？职工盟缘何诞生？左派阵营怎回应？九〇年代后，工委会怎样帮助深圳玩具厂火灾的工业意外受害人等等。
我作为译者得益不少：一、唤回自己在劳动阶层成长的少年回忆，见证社会压榨与福音启蒙正是如此真实地发生。二、看到自六〇年代至今半个世纪，香港教会面貌有如洗心革面般的改变，在这些变迁中工委会确曾写下可贵的历史伏笔。笔者想以口述历史的方式，印证书中所写到的变迁，以作推介。
一、社会分为上下层
六〇年代香港，教会与工人好像「水沟油」，文化差距之大有如隔世鸿沟，但我不会把责任全卸给教会或工人。五〇年代本是如此，华人社会本是如此，人有上下等级之分，家傭这职业当年叫什么？名正言顺叫「下人」，这种社会阶级还可在黑白粤语长片中看到。人的身份来自他的家庭背景，一分为二地说：你是有钱人或不是有钱人？所以交朋结友问家世，谈婚论嫁讲门户，大家都不会随便逾越身份的界限，不想发生像小说情节中那些贫富相恋的悲剧。
当年在深水埗街市买餸分两种价钱：白领、教师、主管级、少奶奶买一片手掌大小的瘦猪肉，至低也要消费四角钱；但你若是住家女工或低下人家，三角钱就有交易。这叫「下栏钱」，是贫民之间的互相维护，无产者自有无产者的一份感情或说人情味，以维系人与人的关爱。穷人相聚说柴米油盐，好让富人自己风花雪月，区分社交使大家感觉舒服点，是家境、身世、地位、文化、教育、职业、阶级、背景等条件天然把人分成不同的同温层，层级之内大家看作「自己人」。当然福音不是这样的，耶稣长途跋涉都要走路到一个井旁逗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至终谈到她的家庭生活（约四1-42），福音工作本是如此。这故事使我联想到工委会早年的宣教工作。教会的宣教没有成功，是否没有活出真福音？事实上香港教会百多年来，各大宗派向社会低下阶层已做了不少慈善事业，派米粮、办学校、建平房、传福音，功劳不算小，但到一九六七年全港发生暴动，教会突然惊醒，这些慈善工作没有根基。社会动乱的风眼在工厂，肇事者是左派工会，当这社会乱作一团时，教会想从自己的会众中找出若干工人以了解实况，好知道如何应对，怎料工人一个也不肯来。面对大事发生，工人并不信任教会，教会不是自己人。工委会就是在香港教会感受到这种身份危机下诞生的。
二、「站在工人的那边」
工委会于一九六八年底成立，于一九七〇年就发布一个宣言：「站在工人的那边。」大意是说，虽然工人并非永远是对的或在道德上一定是正义的，但因工人贫穷无助又在社会上得不到公平对待，所以工委会永远站在他们的那边，首先聆听他们的心声，专注他们的需要，工委会要陪伴他们渡过困难日子并做他们的朋友。这宣言轰动教会，有些宗派割了席。少年的我也闻教会议论纷纷，说这个工委会有共产党在背后支持。这一类指控百词莫辩，或是因为工委会其后的主将之一李卓人当年还未被人以政治罪名关进牢房吧！但这一类立场先行、逻辑欠奉的感情评议，确是华人教会的主调。
「站在工人的那边」宣言，其实是代表有个宣教组织，对自己宣教对象怀抱很重负担，甘心贡献所有资源给这群体，不离也不弃，长守且长持。这跟戴德生说：「我若有千条生命都要再献给中国……」又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戴德生可把千条生命全献给中国不给别的民族，这群热血青年却不可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全献给香港的工人？今日看工委会故事，除了写下一个福音机构忠心事主的脚踪，还有一种身先士卒、打破先河的勇敢。儒家看「勇」是很高的精神境界，1主耶稣就是一个勇者，工委会历史其实展现了香港华人教会所不常见的勇毅，可作历史反省素材。
当日教会祭出经文「你们施行审判……不可偏护穷人」（利十九15）作为旗帜反对此事，但教会领袖引此经文时却说漏了嘴，原来他们只想做「施行审判」者但不想做罪人的「同行者」。教会领袖也看漏了其他经文，原来主耶稣来这世界不是来做个施行审判者（约十二47）而是做个罪人的同行者，耶稣常会「站在罪人的那边」，为他们找生路、寻活路，例如若有人快要受审判，耶稣会选择站在那个行淫时被拿妇人的那边为她说话（约八1-11），不怕开罪那些「公义上脑」的法利赛人。耶稣不是眼巴巴观望，等待所谓司法公正得彰显便大功告成。一个同行者不是站在正中央，他只能站向某一方，但当时教会却两边都不站，既不开罪工人，又不想得失资本家。在球赛中有球证、有教练，球证两不归边也不会指导任何球员，教练却永远只站在自己球队的那边指点，所以球员会衷心爱戴自己的教练，球证不会得到这般感戴。
本书作者更慨叹他当年为工人发声时，最大阻拦者竟然不是政府而是商人，有些是基督徒商人，也有一些是站在基督徒商人那边的基督教领袖人物。商人最精明，他们并非看不见工人需要「求公道」（这是后来职工盟的口号），而是他们太清楚自己与工人之间的「利益选择」。教会只站在中间时，其实已选择了站在资本家一方。
建于1959年的柴湾工厂邨大厦，现已改建成华厦邨（图：Mk2010）
三、「谁」是称职的教练？
谈回五〇年代香港生活，暂请读者先忘掉今日的时空观念：战后百废不兴，到处有人衣衫褴褛，种了树的弥敦道很少有汽车而且开得很慢，孩童大摇大摆过马路，荃湾和新界种满田。五〇年代中后期，因有大量难民涌入才诞生轻工业：纺织、制衣、塑胶、玩具、电子……有人进入工厂，有人在家车成衣、串胶花，这城开始工业化。至六〇年代，香港人口两百万，其中工人约占五十万。任何庞大人口的社群都不能逃避政治家垂涎，劳动阶层成为统战对象，统战所利用的工具即所谓民族感情。当年有个工联会如日方中、有共产党背景，又有一个接近没落的国民党工会名工团，工委会于六〇年代末冒起，恰似有第三股强大势力走出来与他们争地盘，只是这股势力不讲政治而讲耶稣，不谈民族大义，只知站在工人的那边，用耶稣爱心为工人谋福利。
请恕笔者说点个人故事。工人处于社会最下层这说法也不全是对的，工人至少还具备若干条件：年轻、体健、有学习能力、念过几年小学。其实工人之下还有更低下的社会阶层，就是什么条件都缺乏、剩下来的老、弱、贫、愚。这是笔者成长的五〇年代，我念小二时，六十岁老父罹患绝症肺痨大难不死，愈后再在百般艰难中找到个街头摊档做买卖，工时「787」——即七时出门，八时回家，每周工作七日。之后生活安定了些，但发现老父人生观改变，又多了一些奇怪思想，好像信了一个什么教。原来老父参加工会，工会对他什关怀。到我念小六，他竟然反对我升中，说「奴化教育」教坏人，后来在其他家人支持下我升了中，他又叫我不要学太多「英文」，因会使人腐化，港英没有好东西，宗教和文化都是包了糖衣的毒药。糟糕，这是老实人受惑，老父中了招！所以我念中一、二时对英文科什疏懒，及至升上中三，那年信了耶稣，渴求知识并且酷爱生物科，自己跑去公共图书馆找书看，很想在大自然世界寻找上帝，在这里才发现，原来有个知识大海洋，里面人人是说英语的。其后六七暴动发生，谁也不提什么工会了。谈回教会与工人，教会不站工人的那边，自有工会垂涎欲滴代你站在他那边。
工人究竟最需要从工会得些什么才算最好？不是「被团结起来」吧！所谓低下阶层，最大不幸不在物质匮乏，而是知识贫缺，愚比贫更不好。在自由社会，低下阶层之所以长期留在低下阶层，是因为不懂得开发资源，不懂得自力更生寻求更美好生活。可幸工委会这么多年，不多为工人餽赠蛇斋饼糭，也不单给予工人物质条件的满足，而是为他们开办各样「教育」课程，又为工人印「报纸」，让工人得到知识启蒙，懂得在上帝面前做个真正丰足人，这一点最是难能可贵。工委会才是工人的好教练。
四、从灵性复兴到工业宣教
工委会初成立时隶属香港基督教协进会宣教部，这是一个普世派（ecumenicals）的信仰群体。书中提及香港教会分作两大阵营，普世派与另一阵营福音派（evangelicals）什少往来。为什么要说这个？是因为工委会诞生背景很特别，为此会头十年开山劈石，并且奠下日后发展根基的首届主任冯炜文，本身不但来自福音派浸信会，而且他之所以献身于工业宣教并加入工委会，正是由于他于五、六十年代在香港福音派信仰群体中得到灵性大复兴。第二章这样介绍：「他（冯炜文）在大专基督徒团契的信仰环境成长，一九六〇年代，又在香港大学校园亲历这段时期的灵性复兴。其时在香港，有不少大学毕业生回应宣教呼召进了神学院，之后在教会牧养，或去海外宣教。冯炜文没有走上这条传统宣教之路，他选择留在此城服侍劳工阶层，其实他所委身的正是这个年代宣教运动浪潮的一部份。」那么可否这样看，在香港当年，人称社会福音的普世派工业宣教，其奋力精神乃发轫于福音派教会的灵性复兴？
有一本书叫作《在这些年间：神复兴的作为与学生福音运动》（教新，2015），其作者是陈喜谦牧师，讲述自五〇至七〇年代，以浸信会为主体的福音派教会以及香港大学基督徒团契所经历的灵性大复兴。而冯炜文是圈内人。既然冯炜文事奉上主的心志与动力皆来自这个复兴运动，那么从某种历史意义上来说，普世派工委会于六、七十年代为香港社会所启动和奠定的社会文明建树，是否部份也应归功于五、六十年代福音派教会的灵性复兴？我又试从另一个相反角度问此问题，为什么《在这些年间》所谈及的灵性复兴，早年长期只停留在福音派教会及机构本身的事工发展，什少进入社会群众，好像信与不信的人生活在两个不同星球？事实是在教会门外，社会议题熙熙攘攘，群情汹涌，无日无之。
这两个都发生在同一个圣而公教会名下的大运动（灵性运动和社会运动）是相通的吗？也是相连的吗？从教会合一看，笔者倒很希望二者是相通的，也是相连的。但从事工轨迹看，二者好像背道背驰，例如他们都向工人宣教，但普世派工委会与福音派工业福音团契不但没有合作空间，就连坐下来交流分享也没有做过，这是本书所说的，冯炜文也觉得不是好事。这种分化今已消失，但很明显是教会自身变了。当日有些教会并不接受工委会，只有一些教会透过工委会去影响社会。但是五十年后今日的社会变了，教会都变了，都已普遍接受工委会了，那么是否可以说这个受工委会影响的社会，回过头来又影响了教会？
两个信仰群体不相往来，也许是因为二者传教方法太不同。普世派工委会一心只想走进社会，冯炜文说要走出教会「四壁墙」，而福音派本质可能需借助教会墙壁保守自己的纯正信仰。工委会不容许同事干扰受助工人原有的信仰，如民间宗教，福音派却会千方百计叫人信耶稣。用冯炜文的说法，福音派会不断为自己的信仰表达形式画不同的圆圈，去区分他们和我们，普世派工委会只要看见有人的心意转向基督，像是一个个遥远的箭嘴指向十字架，他便心满意足。
我们毋须为各种明显差异勉为其难找寻共通点，也许差异才是实存。只要我们不把这些差异永久定性为不同本质，而看这些差异只是在一个极长光谱中所展现的不同谱频幅度，其表象不同，本质却相同，那么我们便不须为着在同一大公教会里所出现的差异而感到不安。上帝工作的光谱可能比我们的理解能力长很多、寛很多、大很多，大到我们不能想像。一世生活在岸边的人所见过的海洋生物，不外是些蚌、螺、蠔、虾、蟹、小鱼，出到大海可钓大鱼，只有潜入深海才知还有一些叫做电光鱼、八爪鱼、巨海怪，以及奇形怪状到我们不能想像的海洋生物，只是大部份人终身都没有潜入海底的经验。如果我们知道，在属灵世界，我们所知道的事情是如此受局限，如此「模糊不清」（林前十三12），便无须为自己的少见而感到多怪。
冯炜文用missio Dei（上帝使命）来解说他的神学：在所有上帝的工作中，上帝是主角，我们只是配角。我们不是表现自己，只须老老实实揣摩主角心意又去尽量配合，让主角上帝的身份得以突显，我们便已完成配角责任。更重要的是，上帝除了我们，可能还会使用其他配角，可能是我们不知道也不认识的人，这些陌生面孔也从未在教会出现过。明乎此，我们或可安心去接受，从教会墙内安安静静的灵性复兴大会到教会墙外翻天覆地的社会民主运动，可能二者都有上帝的灵运行其中。
1.「智、仁、勇」称为三达德，见《论语·子罕及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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