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這福音不出售：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故事》翻譯者介紹原作者馮煒文所講述的，有關工委會的誕生、長成、歷史、人脈、神學思想、在香港社會運動中之角力以及在教會內部的關係，覆蓋長達五十年的歷史。）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工委會）新印行《這福音不出售：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故事》（2021，基道發行）中文版，本人有幸參與翻譯。作者馮煒文自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八〇年出任工委會主任，此後多年以不同身份密切參與該會的工業宣教。本書故事由六〇年代講到二〇〇四年，並附有多篇切題專文，內容十分豐富，我相信讀者不難在本書找到頗具挑戰的歷史資源以及神學反思，例如：文化宣教是甚麼？原來工委會是宣教組織，馮煒文是宣教士，而宣教要進工廠做工人？香港教會怎樣在六七暴動中驚醒？六〇及七〇年代，教會與工人的文化隔閡有如隔世鴻溝，此鴻溝能怎樣鑿破？七〇及八〇年代，工委會怎樣登入立法局甚至英國國會的殿堂去制定法律及社會政策，並更新這個成長中的工業城市的文明面貌，例如今日人人享有的每週休息日、公假、產假、工時限制、清盤賠償保障、勞資審裁處的成立……？八〇及九〇年代倉皇迎九七：一場屠城怎樣敲醒香港人心靈？民主運動怎樣興起使工委會也成為一個前線抗爭組織？職工盟緣何誕生？左派陣營怎回應？九〇年代後，工委會怎樣幫助深圳玩具廠火災的工業意外受害人等等。
我作為譯者得益不少：一、喚回自己在勞動階層成長的少年回憶，見證社會壓榨與福音啟蒙正是如此真實地發生。二、看到自六〇年代至今半個世紀，香港教會面貌有如洗心革面般的改變，在這些變遷中工委會確曾寫下可貴的歷史伏筆。筆者想以口述歷史的方式，印證書中所寫到的變遷，以作推介。
一、社會分為上下層
六〇年代香港，教會與工人好像「水溝油」，文化差距之大有如隔世鴻溝，但我不會把責任全卸給教會或工人。五〇年代本是如此，華人社會本是如此，人有上下等級之分，家傭這職業當年叫甚麼？名正言順叫「下人」，這種社會階級還可在黑白粤語長片中看到。人的身份來自他的家庭背景，一分為二地說：你是有錢人或不是有錢人？所以交朋結友問家世，談婚論嫁講門戶，大家都不會隨便逾越身份的界限，不想發生像小說情節中那些貧富相戀的悲劇。
當年在深水埗街市買餸分兩種價錢：白領、教師、主管級、少奶奶買一片手掌大小的瘦豬肉，至低也要消費四角錢；但你若是住家女工或低下人家，三角錢就有交易。這叫「下欄錢」，是貧民之間的互相維護，無產者自有無產者的一份感情或說人情味，以維繫人與人的關愛。窮人相聚說柴米油鹽，好讓富人自己風花雪月，區分社交使大家感覺舒服點，是家境、身世、地位、文化、教育、職業、階級、背景等條件天然把人分成不同的同溫層，層級之內大家看作「自己人」。當然福音不是這樣的，耶穌長途跋涉都要走路到一個井旁逗一個撒瑪利亞婦人談話，至終談到她的家庭生活（約四1-42），福音工作本是如此。這故事使我聯想到工委會早年的宣教工作。教會的宣教沒有成功，是否沒有活出真福音？事實上香港教會百多年來，各大宗派向社會低下階層已做了不少慈善事業，派米糧、辦學校、建平房、傳福音，功勞不算小，但到一九六七年全港發生暴動，教會突然驚醒，這些慈善工作沒有根基。社會動亂的風眼在工廠，肇事者是左派工會，當這社會亂作一團時，教會想從自己的會眾中找出若干工人以了解實況，好知道如何應對，怎料工人一個也不肯來。面對大事發生，工人並不信任教會，教會不是自己人。工委會就是在香港教會感受到這種身份危機下誕生的。
二、「站在工人的那邊」
工委會於一九六八年底成立，於一九七〇年就發佈一個宣言：「站在工人的那邊。」大意是說，雖然工人並非永遠是對的或在道德上一定是正義的，但因工人貧窮無助又在社會上得不到公平對待，所以工委會永遠站在他們的那邊，首先聆聽他們的心聲，專注他們的需要，工委會要陪伴他們渡過困難日子並做他們的朋友。這宣言轟動教會，有些宗派割了蓆。少年的我也聞教會議論紛紛，說這個工委會有共產黨在背後支持。這一類指控百詞莫辯，或是因為工委會其後的主將之一李卓人當年還未被人以政治罪名關進牢房吧！但這一類立場先行、邏輯欠奉的感情評議，確是華人教會的主調。
「站在工人的那邊」宣言，其實是代表有個宣教組織，對自己宣教對象懷抱很重負擔，甘心貢獻所有資源給這群體，不離也不棄，長守且長持。這跟戴德生說：「我若有千條生命都要再獻給中國……」又有甚麼不同？為甚麼戴德生可把千條生命全獻給中國不給別的民族，這群熱血青年卻不可把自己的精力和時間全獻給香港的工人？今日看工委會故事，除了寫下一個福音機構忠心事主的腳蹤，還有一種身先士卒、打破先河的勇敢。儒家看「勇」是很高的精神境界，1主耶穌就是一個勇者，工委會歷史其實展現了香港華人教會所不常見的勇毅，可作歷史反省素材。
當日教會祭出經文「你們施行審判……不可偏護窮人」（利十九15）作為旗幟反對此事，但教會領袖引此經文時卻說漏了嘴，原來他們只想做「施行審判」者但不想做罪人的「同行者」。教會領袖也看漏了其他經文，原來主耶穌來這世界不是來做個施行審判者（約十二47）而是做個罪人的同行者，耶穌常會「站在罪人的那邊」，為他們找生路、尋活路，例如若有人快要受審判，耶穌會選擇站在那個行淫時被拿婦人的那邊為她說話（約八1-11），不怕開罪那些「公義上腦」的法利賽人。耶穌不是眼巴巴觀望，等待所謂司法公正得彰顯便大功告成。一個同行者不是站在正中央，他只能站向某一方，但當時教會卻兩邊都不站，既不開罪工人，又不想得失資本家。在球賽中有球證、有教練，球證兩不歸邊也不會指導任何球員，教練卻永遠只站在自己球隊的那邊指點，所以球員會衷心愛戴自己的教練，球證不會得到這般感戴。
本書作者更慨嘆他當年為工人發聲時，最大阻攔者竟然不是政府而是商人，有些是基督徒商人，也有一些是站在基督徒商人那邊的基督教領袖人物。商人最精明，他們並非看不見工人需要「求公道」（這是後來職工盟的口號），而是他們太清楚自己與工人之間的「利益選擇」。教會只站在中間時，其實已選擇了站在資本家一方。
建於1959年的柴灣工廠邨大廈，現已改建成華廈邨（圖：Mk2010）
三、「誰」是稱職的教練？
談回五〇年代香港生活，暫請讀者先忘掉今日的時空觀念：戰後百廢不興，到處有人衣衫襤褸，種了樹的彌敦道很少有汽車而且開得很慢，孩童大搖大擺過馬路，荃灣和新界種滿田。五〇年代中後期，因有大量難民湧入才誕生輕工業：紡織、製衣、塑膠、玩具、電子……有人進入工廠，有人在家車成衣、串膠花，這城開始工業化。至六〇年代，香港人口兩百萬，其中工人約佔五十萬。任何龐大人口的社群都不能逃避政治家垂涎，勞動階層成為統戰對象，統戰所利用的工具即所謂民族感情。當年有個工聯會如日方中、有共產黨背景，又有一個接近沒落的國民黨工會名工團，工委會於六〇年代末冒起，恰似有第三股強大勢力走出來與他們爭地盤，只是這股勢力不講政治而講耶穌，不談民族大義，只知站在工人的那邊，用耶穌愛心為工人謀福利。
請恕筆者說點個人故事。工人處於社會最下層這說法也不全是對的，工人至少還具備若干條件：年輕、體健、有學習能力、唸過幾年小學。其實工人之下還有更低下的社會階層，就是甚麼條件都缺乏、剩下來的老、弱、貧、愚。這是筆者成長的五〇年代，我唸小二時，六十歲老父罹患絕症肺癆大難不死，癒後再在百般艱難中找到個街頭攤檔做買賣，工時「787」——即七時出門，八時回家，每週工作七日。之後生活安定了些，但發現老父人生觀改變，又多了一些奇怪思想，好像信了一個甚麼教。原來老父參加工會，工會對他甚關懷。到我唸小六，他竟然反對我升中，說「奴化教育」教壞人，後來在其他家人支持下我升了中，他又叫我不要學太多「英文」，因會使人腐化，港英沒有好東西，宗教和文化都是包了糖衣的毒藥。糟糕，這是老實人受惑，老父中了招！所以我唸中一、二時對英文科甚疏懶，及至升上中三，那年信了耶穌，渴求知識並且酷愛生物科，自己跑去公共圖書館找書看，很想在大自然世界尋找上帝，在這裡才發現，原來有個知識大海洋，裡面人人是說英語的。其後六七暴動發生，誰也不提甚麼工會了。談回教會與工人，教會不站工人的那邊，自有工會垂涎欲滴代你站在他那邊。
工人究竟最需要從工會得些甚麼才算最好？不是「被團結起來」吧！所謂低下階層，最大不幸不在物質匱乏，而是知識貧缺，愚比貧更不好。在自由社會，低下階層之所以長期留在低下階層，是因為不懂得開發資源，不懂得自力更生尋求更美好生活。可幸工委會這麼多年，不多為工人餽贈蛇齋餅糭，也不單給予工人物質條件的滿足，而是為他們開辦各樣「教育」課程，又為工人印「報紙」，讓工人得到知識啟蒙，懂得在上帝面前做個真正豐足人，這一點最是難能可貴。工委會才是工人的好教練。
四、從靈性復興到工業宣教
工委會初成立時隸屬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宣教部，這是一個普世派（ecumenicals）的信仰群體。書中提及香港教會分作兩大陣營，普世派與另一陣營福音派（evangelicals）甚少往來。為甚麼要說這個？是因為工委會誕生背景很特別，為此會頭十年開山劈石，並且奠下日後發展根基的首屆主任馮煒文，本身不但來自福音派浸信會，而且他之所以獻身於工業宣教並加入工委會，正是由於他於五、六十年代在香港福音派信仰群體中得到靈性大復興。第二章這樣介紹：「他（馮煒文）在大專基督徒團契的信仰環境成長，一九六〇年代，又在香港大學校園親歷這段時期的靈性復興。其時在香港，有不少大學畢業生回應宣教呼召進了神學院，之後在教會牧養，或去海外宣教。馮煒文沒有走上這條傳統宣教之路，他選擇留在此城服侍勞工階層，其實他所委身的正是這個年代宣教運動浪潮的一部份。」那麼可否這樣看，在香港當年，人稱社會福音的普世派工業宣教，其奮力精神乃發軔於福音派教會的靈性復興？
有一本書叫作《在這些年間：神復興的作為與學生福音運動》（教新，2015），其作者是陳喜謙牧師，講述自五〇至七〇年代，以浸信會為主體的福音派教會以及香港大學基督徒團契所經歷的靈性大復興。而馮煒文是圈內人。既然馮煒文事奉上主的心志與動力皆來自這個復興運動，那麼從某種歷史意義上來說，普世派工委會於六、七十年代為香港社會所啟動和奠定的社會文明建樹，是否部份也應歸功於五、六十年代福音派教會的靈性復興？我又試從另一個相反角度問此問題，為甚麼《在這些年間》所談及的靈性復興，早年長期只停留在福音派教會及機構本身的事工發展，甚少進入社會群眾，好像信與不信的人生活在兩個不同星球？事實是在教會門外，社會議題熙熙攘攘，群情洶湧，無日無之。
這兩個都發生在同一個聖而公教會名下的大運動（靈性運動和社會運動）是相通的嗎？也是相連的嗎？從教會合一看，筆者倒很希望二者是相通的，也是相連的。但從事工軌迹看，二者好像背道背馳，例如他們都向工人宣教，但普世派工委會與福音派工業福音團契不但沒有合作空間，就連坐下來交流分享也沒有做過，這是本書所說的，馮煒文也覺得不是好事。這種分化今已消失，但很明顯是教會自身變了。當日有些教會並不接受工委會，只有一些教會透過工委會去影響社會。但是五十年後今日的社會變了，教會都變了，都已普遍接受工委會了，那麼是否可以說這個受工委會影響的社會，回過頭來又影響了教會？
兩個信仰群體不相往來，也許是因為二者傳教方法太不同。普世派工委會一心只想走進社會，馮煒文說要走出教會「四壁牆」，而福音派本質可能需借助教會牆壁保守自己的純正信仰。工委會不容許同事干擾受助工人原有的信仰，如民間宗教，福音派卻會千方百計叫人信耶穌。用馮煒文的說法，福音派會不斷為自己的信仰表達形式畫不同的圓圈，去區分他們和我們，普世派工委會只要看見有人的心意轉向基督，像是一個個遙遠的箭嘴指向十字架，他便心滿意足。
我們毋須為各種明顯差異勉為其難找尋共通點，也許差異才是實存。只要我們不把這些差異永久定性為不同本質，而看這些差異只是在一個極長光譜中所展現的不同譜頻幅度，其表象不同，本質卻相同，那麼我們便不須為著在同一大公教會裡所出現的差異而感到不安。上帝工作的光譜可能比我們的理解能力長很多、寛很多、大很多，大到我們不能想像。一世生活在岸邊的人所見過的海洋生物，不外是些蚌、螺、蠔、蝦、蟹、小魚，出到大海可釣大魚，只有潛入深海才知還有一些叫做電光魚、八爪魚、巨海怪，以及奇形怪狀到我們不能想像的海洋生物，只是大部份人終身都沒有潛入海底的經驗。如果我們知道，在屬靈世界，我們所知道的事情是如此受局限，如此「模糊不清」（林前十三12），便無須為自己的少見而感到多怪。
馮煒文用missio Dei（上帝使命）來解說他的神學：在所有上帝的工作中，上帝是主角，我們只是配角。我們不是表現自己，只須老老實實揣摩主角心意又去盡量配合，讓主角上帝的身份得以突顯，我們便已完成配角責任。更重要的是，上帝除了我們，可能還會使用其他配角，可能是我們不知道也不認識的人，這些陌生面孔也從未在教會出現過。明乎此，我們或可安心去接受，從教會牆內安安靜靜的靈性復興大會到教會牆外翻天覆地的社會民主運動，可能二者都有上帝的靈運行其中。
1.「智、仁、勇」稱為三達德，見《論語·子罕及憲問》。
守護自由空間，請支持基督教《時代論壇》
可選擇：📲 PayMe 或 💳 網上捐款（信用卡）或
⚡️轉數快FPS +852 51100803（註明奉獻，如需收據請附姓名及電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