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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树」等于「葡萄树」吗？在现代粤语圣经约翰福音十五章1节，多个版本都译作耶稣说他是「葡萄树」，不过原来在十九世纪，这词曾被译作「菩提树」。中文圣经至今有多个译本，在香港，相信普遍信徒都会使用《和合本》、《新译本》等，有些人亦会使用《新广东话圣经》。但原来在福音传入香港时，传教士为方便传教，早已翻译了多卷广东话的圣经书卷，以及撰写了一些属灵宣教材料。到了今天，这些基督教典籍却已随时日流逝，散落在不同国家。

在去年年底，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推出「十九世纪中后期（1865-1894）粤语基督教典籍资料库」，收集十五部当代粤语基督教典籍，并将其数码化，建立资料库，供各地对香港基督教文化历史有兴趣的人研究广东话圣经的用词变化，希望为语言学及神学研究带来贡献。十九世纪中后期是福音传到香港的重要时期，透过这个资料库的内容，我们可看到粤语圣经译本在《和合本》未出现之时担当着重要的角色。

十九世纪的广州十三行

收辑多类典籍展现传教士成果

是次研究的项目主持、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助理教授梁慧敏博士提到，团队在2016年申请资助发展这个项目时，发现全港只有两个与十九世纪和粤语有关的语言学资料库──虽然有收藏数部基督教相关的典籍，当中包括马可福音，但内容主要并不是针对基督教。他们亦发现，约在2000年前后，有大量十九世纪的粤语材料陆续在世界各地，如欧美、日本等地被发现，并存放在当地的图书馆及资料室，却没有人将这些资料数码化，转成电脑文字。于是，同为基督徒的梁慧敏和项目成员兼理大中文及双语学系专任导师胡永利博士便构思，在设立一个数码化的资料库的同时，加入信仰元素，贡献语言学和神学这两方面的研究。最终在2017年，团队得到资助开展计划。经历一系列的研究过程：收集典籍、化为电子文字、校对、建立网页后，资料库终在2020年推出。

资料库辑录了十五部十九世纪中后期（1865-1894年）的典籍，共有四类：一、圣经书卷类，如旧约《创世记》、《出埃及记》；新约《使徒行传》、《马太福音传》、《马可福音传》、《路加传福音书》等。二、寓意小说类，即当代的基督教文学作品，包括《天路历程》、《续天路历程》。三、属灵宣教类，一些宣教小册子如《亲就耶稣》、《悦耳真言》。四、教学材料类，一些灵修及经卷材料，有《约翰传问答》及《粤语口语读物》。梁慧敏解释，研究团队希望收辑不同种类的典籍。他们还刻意选取了一些旧约的经卷──这些是香港已设立的语言学资料库中没有的。另外，胡永利补充，资料库亦有收辑昔日传教士在翻译粤语圣经过程中所撰写的小说和属灵小册子，由此尽量展现传教士的成果。

由左至右：《续天路历程土话》（1870），《天路历程土话》（1871），《续天路历程》（1870）讲述基督徒妻子跟随丈夫的足迹，寻找天城的经历，《粤语口语读物》（1894）

由左至右：《路加福音》选读（约1880年代，汉罗英版），《创世记》（1873），《马太福音传》（1882）

粤语译本肩负重要历史宣教使命

那么，为何要选择收录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典籍？梁慧敏强调，这段时间是粤语译经最重要的时期，亦是南中国发展史一个很重要的阶段。自十九世纪初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抵埗后，不少传教士相继前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开始展开。翻查历史，在鸦片战争后，中国于1842年开始五口通商，广州是当时其中一个港口，吸引了很多传教士来到这里，并且陆续在不同的地方建立教会。不过，在传教上却遇到困难：当时的传教士主要用圣经的文言译本传福音，但普罗大众却看不懂文言版本的圣经。这是因为在1919年之前，中国的标准书面语是文言文（到1919年五四运动后才改用白话文），所以当时只有极少数知识份子才懂得阅读。在那年代，以现代汉语写成的《和合本》尚未出现，但为了让普罗大众接触信仰，传教士来华宣教初期，首要就是学习粤语，以翻译出相关的圣经。梁慧敏又指，在《和合本》出版前的三、四十年期间，可以说粤语圣经在省港澳地区「肩负着当年的历史使命」，令基督教能在香港生根、传播和建立基础，让本地人能用当地语言来认识基督教。

在粤港澳地区，最早期出现的粤语版圣经是1862年出版的《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梁慧敏提到，之后在1868年展开了「广州话联合译本（Union Version）计划」，集合了欧美差会不同宗派的传教士一起翻译，目标是要完成新旧约的粤语译本。其间，传教士经过搜集资料、翻译、修订等程序后，经卷就逐卷刊出，并用之来传播教义；而在1894年，最后一卷《玛拉基书》的翻译工作终于完成。梁慧敏形容，这是「相当划时代的一年」，亦标志着广东话的新旧约圣经诞生。因此，整个资料库也选择了1865至1894年间出版的基督教典籍。

左起：胡永利、梁慧敏

翻译引入新观念免混淆其他宗教用语

从粤语语言学和圣经翻译史的角度考虑，梁慧敏和胡永利指，十九世纪的圣经粤语译本是不能忽略的文献材料，其研究价值很高。从神学和宗教层面来看，粤语译本对翻译事工发展的研究也有贡献。基督教对于中国来说是外来宗教，当中很多观念是原来文化中所没有的。例如现时在广东话圣经中，约翰福音四章11节的「活水」对基督教信仰而言，有很丰富的神学含义，但十九世纪只翻译成了粤语字面意思相近、却没有宗教含意的「生活嘅水」，在字词选择有限的情况下，意思未最准确，直到廿一世纪才被修正。又例如约翰福音十五章1节，在原初的粤语版本中被译作「我是菩提树」，而「菩提」受佛教影响，在粤语文化中被理解作「神树」，当时传教士选择用此词可能是为了方便传教，让华人快速理解，后来为了区分字词，转而译作「葡萄」。这些不同用词的翻译均可见基督教学术上，对原文掌握以及神学理解上的进步。

梁慧敏和胡永利也提到，因当时宣教士来自不同的英美差会，相信他们也就翻译用词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讨论。例如「上帝」，亦可理解为「皇天上帝」，意即天上有一位主宰。这词追溯至商代已有，本身亦是中国特有的词语，所以当时的人非常熟悉「上帝」这词。当时宣教士的困难和挑战是：要考虑创造新词语或借用其他宗教的词语（通常是道教和佛教）来使人明白圣经。他们不是纯粹做字面上的翻译，也要作出选择和平衡──怎样令广东人用母语也能理解陌生的观念，而又不会与其他宗教观念混淆，这也要做很多辨别和取舍。当然，从现代的圣经译本可看到，大家仍继续使用「上帝」这词。

看到宣教士锲而不舍地努力翻译圣经，梁慧敏和胡永利也表示在这次的研究中，很感受到宣教士由无到有建立教会的艰辛。他们亦认为，在研究中体会到神在历史中很关爱世人：神呼召这么多传教士到不同的地方，并用当地人熟悉的语言翻译圣经，使人认识他。同时，纵使当时的资源有限，翻译工作又需要很长时间，但纯正的信仰仍能保留，这一切亦见神的保守，「草必枯干，花必凋谢，惟有他的话语永远长存。」

（图片取自「十九世纪中后期粤语基督教典籍资料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