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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樹」等於「葡萄樹」嗎？在現代粵語聖經約翰福音十五章1節，多個版本都譯作耶穌說祂是「葡萄樹」，不過原來在十九世紀，這詞曾被譯作「菩提樹」。中文聖經至今有多個譯本，在香港，相信普遍信徒都會使用《和合本》、《新譯本》等，有些人亦會使用《新廣東話聖經》。但原來在福音傳入香港時，傳教士為方便傳教，早已翻譯了多卷廣東話的聖經書卷，以及撰寫了一些屬靈宣教材料。到了今天，這些基督教典籍卻已隨時日流逝，散落在不同國家。

在去年年底，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推出「十九世紀中後期（1865-1894）粵語基督教典籍資料庫」，收集十五部當代粵語基督教典籍，並將其數碼化，建立資料庫，供各地對香港基督教文化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廣東話聖經的用詞變化，希望為語言學及神學研究帶來貢獻。十九世紀中後期是福音傳到香港的重要時期，透過這個資料庫的內容，我們可看到粵語聖經譯本在《和合本》未出現之時擔當著重要的角色。

十九世紀的廣州十三行

收輯多類典籍展現傳教士成果

是次研究的項目主持、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助理教授梁慧敏博士提到，團隊在2016年申請資助發展這個項目時，發現全港只有兩個與十九世紀和粵語有關的語言學資料庫──雖然有收藏數部基督教相關的典籍，當中包括馬可福音，但內容主要並不是針對基督教。他們亦發現，約在2000年前後，有大量十九世紀的粵語材料陸續在世界各地，如歐美、日本等地被發現，並存放在當地的圖書館及資料室，卻沒有人將這些資料數碼化，轉成電腦文字。於是，同為基督徒的梁慧敏和項目成員兼理大中文及雙語學系專任導師胡永利博士便構思，在設立一個數碼化的資料庫的同時，加入信仰元素，貢獻語言學和神學這兩方面的研究。最終在2017年，團隊得到資助開展計劃。經歷一系列的研究過程：收集典籍、化為電子文字、校對、建立網頁後，資料庫終在2020年推出。

資料庫輯錄了十五部十九世紀中後期（1865-1894年）的典籍，共有四類：一、聖經書卷類，如舊約《創世記》、《出埃及記》；新約《使徒行傳》、《馬太福音傳》、《馬可福音傳》、《路加傳福音書》等。二、寓意小說類，即當代的基督教文學作品，包括《天路歷程》、《續天路歷程》。三、屬靈宣教類，一些宣教小冊子如《親就耶穌》、《悅耳真言》。四、教學材料類，一些靈修及經卷材料，有《約翰傳問答》及《粵語口語讀物》。梁慧敏解釋，研究團隊希望收輯不同種類的典籍。他們還刻意選取了一些舊約的經卷──這些是香港已設立的語言學資料庫中沒有的。另外，胡永利補充，資料庫亦有收輯昔日傳教士在翻譯粵語聖經過程中所撰寫的小說和屬靈小冊子，由此盡量展現傳教士的成果。

由左至右：《續天路歷程土話》（1870），《天路歷程土話》（1871），《續天路歷程》（1870）講述基督徒妻子跟隨丈夫的足跡，尋找天城的經歷，《粵語口語讀物》（1894）

由左至右：《路加福音》選讀（約1880年代，漢羅英版），《創世記》（1873），《馬太福音傳》（1882）

粵語譯本肩負重要歷史宣教使命

那麼，為何要選擇收錄十九世紀中後期的典籍？梁慧敏強調，這段時間是粵語譯經最重要的時期，亦是南中國發展史一個很重要的階段。自十九世紀初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抵埗後，不少傳教士相繼前來，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教事業開始展開。翻查歷史，在鴉片戰爭後，中國於1842年開始五口通商，廣州是當時其中一個港口，吸引了很多傳教士來到這裡，並且陸續在不同的地方建立教會。不過，在傳教上卻遇到困難：當時的傳教士主要用聖經的文言譯本傳福音，但普羅大眾卻看不懂文言版本的聖經。這是因為在1919年之前，中國的標準書面語是文言文（到1919年五四運動後才改用白話文），所以當時只有極少數知識份子才懂得閱讀。在那年代，以現代漢語寫成的《和合本》尚未出現，但為了讓普羅大眾接觸信仰，傳教士來華宣教初期，首要就是學習粵語，以翻譯出相關的聖經。梁慧敏又指，在《和合本》出版前的三、四十年期間，可以說粵語聖經在省港澳地區「肩負著當年的歷史使命」，令基督教能在香港生根、傳播和建立基礎，讓本地人能用當地語言來認識基督教。

在粵港澳地區，最早期出現的粵語版聖經是1862年出版的《馬可福音》和《約翰福音》。梁慧敏提到，之後在1868年展開了「廣州話聯合譯本（Union Version）計劃」，集合了歐美差會不同宗派的傳教士一起翻譯，目標是要完成新舊約的粵語譯本。其間，傳教士經過搜集資料、翻譯、修訂等程序後，經卷就逐卷刊出，並用之來傳播教義；而在1894年，最後一卷《瑪拉基書》的翻譯工作終於完成。梁慧敏形容，這是「相當劃時代的一年」，亦標誌著廣東話的新舊約聖經誕生。因此，整個資料庫也選擇了1865至1894年間出版的基督教典籍。

左起：胡永利、梁慧敏

翻譯引入新觀念免混淆其他宗教用語

從粵語語言學和聖經翻譯史的角度考慮，梁慧敏和胡永利指，十九世紀的聖經粵語譯本是不能忽略的文獻材料，其研究價值很高。從神學和宗教層面來看，粵語譯本對翻譯事工發展的研究也有貢獻。基督教對於中國來說是外來宗教，當中很多觀念是原來文化中所沒有的。例如現時在廣東話聖經中，約翰福音四章11節的「活水」對基督教信仰而言，有很豐富的神學含義，但十九世紀只翻譯成了粵語字面意思相近、卻沒有宗教含意的「生活嘅水」，在字詞選擇有限的情況下，意思未最準確，直到廿一世紀才被修正。又例如約翰福音十五章1節，在原初的粵語版本中被譯作「我是菩提樹」，而「菩提」受佛教影響，在粵語文化中被理解作「神樹」，當時傳教士選擇用此詞可能是為了方便傳教，讓華人快速理解，後來為了區分字詞，轉而譯作「葡萄」。這些不同用詞的翻譯均可見基督教學術上，對原文掌握以及神學理解上的進步。

梁慧敏和胡永利也提到，因當時宣教士來自不同的英美差會，相信他們也就翻譯用詞花了很長的時間來討論。例如「上帝」，亦可理解為「皇天上帝」，意即天上有一位主宰。這詞追溯至商代已有，本身亦是中國特有的詞語，所以當時的人非常熟悉「上帝」這詞。當時宣教士的困難和挑戰是：要考慮創造新詞語或借用其他宗教的詞語（通常是道教和佛教）來使人明白聖經。他們不是純粹做字面上的翻譯，也要作出選擇和平衡──怎樣令廣東人用母語也能理解陌生的觀念，而又不會與其他宗教觀念混淆，這也要做很多辨別和取捨。當然，從現代的聖經譯本可看到，大家仍繼續使用「上帝」這詞。

看到宣教士鍥而不捨地努力翻譯聖經，梁慧敏和胡永利也表示在這次的研究中，很感受到宣教士由無到有建立教會的艱辛。他們亦認為，在研究中體會到神在歷史中很關愛世人：神呼召這麼多傳教士到不同的地方，並用當地人熟悉的語言翻譯聖經，使人認識祂。同時，縱使當時的資源有限，翻譯工作又需要很長時間，但純正的信仰仍能保留，這一切亦見神的保守，「草必枯乾，花必凋謝，惟有祂的話語永遠長存。」

（圖片取自「十九世紀中後期粵語基督教典籍資料庫」）